高密度城市化正以无可遏止的速度向我们奔来，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很多时候显得措手不及。

　　考察亚洲地区人口高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事实，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人口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集中，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就像一个巨大的“磁石效应”———城市越大，对人才、资金等的吸附作用也越大。也可以说这是“城市的万有引力定律”———城市自身的质量和能量越大，其引力也越大。

　　城市越大，失业率越低。其背后，是规模经济上升所带来的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效率来自人口分布。例如，一个有着5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可以让大型超市变得像便利店那样可行。社会和产业分工也越细密，它将提供比中小城镇和乡村多得多的就业机会。谢国忠先生的研究表明，大城市的人均收入一般比中小城市更高。东京地区的人均收入比日本平均水平高60％，纽约和伦敦的情况也类似。而在发展中国家，像里约热内卢、孟买、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平均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要更为可观。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规模经济。巨大的人口会让公共交通变得有利可图。地铁在多数城市都是不赚钱的，东京等地则是极少数的例外，因为它们的人口庞大而且集中。而中国的城市应该比它们更大。

　　但是，居庙堂之高的绝大多数城市决策者似乎对高密度城市的恐惧多于乐观，主要表现在我们的制度准备是如此的落后。

　　比如，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仍在把人口控制作为城市的重要目标，结果在城市交通、教育、社会保障等规划上处处被动；农民仍然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国民待遇，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利被各个城市一一肢解；城市管理和规划“嫌贫爱富”，自行车、公共交通为小汽车让路，公民就业为“马路上的面子”让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中国，仅仅要求学者和管理者与时俱进是不够的，还应该要求他们有前瞻性的目光，及时用思想和决策引导着时代前进。在中国高密度城市化问题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并做好各项制度准备。

　　中国进入大城市时代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城市管理者并没有为迎接大城市时代做好准备，仍在把人口控制作为城市的重要目标，结果在城市交通、教育、社会保障等规划上处处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