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年前夕，我回到柏林，打算和格尔达完婚。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进入尾声，我却迎来了人生的快乐时刻。

　　总理府各部门送了我们40瓶酒作为贺礼，这些都是膳食总管费希纳精心挑选的名酒。已届76岁高龄的费希纳是一位著名品酒师，曾给普鲁士国王吉约姆二世挑过酒。为了祝贺我的新婚，他亲自去了位于波茨坦的帝国总理府酒窖和储藏室寻找好酒，其中有7瓶是1921年生产的。他还告诉我，“这可是稀世珍品。”伴随着礼品，有一张小卡片，希特勒亲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良好祝愿”。签名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是一名素食者，但他有时会不遵守自己制定的营养规则，我亲眼见到过他大吃猪肉。有“老人”透露，不久前，他还主张不时吃一只上等家禽。只是在后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希特勒才完全不吃肉。在餐桌上，他有时还会遵循某些特殊的疗法，例如，我曾看到他吃高粱，而同桌客人却在分享炒土豆。

　　当我加入突击队时，希特勒的贴身女厨叫沙尔费特塞尔夫人，她总是根据总管凯恩伯格的指示做菜。有一天，很可能是1943年春，凯恩伯格“炒”了她。总理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向他告状，说他们发现沙尔费特塞尔夫人经常从食堂里偷食物。这一时期，大家越来越关注食品定量，谈话的主题常常围绕着食品的定量配给以及随之而来的缩食。我也一样，有时会小心谨慎地从大生菜盆里偷几片用冰块保鲜的黄油。“炒”掉沙尔费特塞尔夫人后不久，希特勒决定自己每顿只吃两小块黄油。

　　不久，冯·爱克斯纳夫人上了灶台，这位女厨师来自奥地利的维也纳，聘请她来是为了替希特勒做素菜。仅仅几个月后，她又得脱下围裙。警察机构发现，她有一位犹太祖母，因此不“符合”正在执行的雅利安规则。总之，我们中间是这么流传的。

　　我知道，我来总理府的头几个月，同样也受到德意志保卫部安全机构的审查，至少在我“试用”的4个月里。这一时期后，我得守口如瓶。我知道，我们的邮件受到监控。一天，德意志保卫部的一名成员拿着一封信来找我，他问我为什么老是收到同样的信。这封信是一位女性朋友写给我的，我和她在巴伐利亚一个治疗中心相识，此后我们便保持鸿雁往来。她嫁给了一名警长，后来她丈夫调到杜塞尔多夫。显然，她不假思索地使用了丈夫工作单位的信封，人们认出了她丈夫单位的邮戳，所以感到很惊讶。

　　“保罗大叔”被盖世太保逮捕的那一天，我正在柏林。他们将他送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关了起来，他的朋友立即去找我太太格尔达，告诉她“保罗大叔”被捕的情况。我太太毫不迟疑地打电话给我，我马上明白我应该找谁。我火速赶到卡尔·沃尔夫的办公室，他是希姆莱的左右手。那天，他正好在，我劈头盖脸地对他说，几小时前被他手下逮捕的人是我的一位近亲，实际上算是家族成员，他与任何反对党或组织都没有瓜葛。我还明确表示，他确实曾加入过社民党，但已与它没有任何关系，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可以发誓。”我对他说。在我离开房间前，沃尔夫只向我承诺，他将过问此事。

　　一星期后，“保罗大叔”获释了。回家后，他和太太向我表达谢意。我问起他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关押的情况。他说，在他看来，最糟糕、最不愉快的事情，是人们给犯人的衬衣像纸一样薄，其余的他没说什么，至少对我什么也没说。

　　我认为自己从未被怀疑过。总之，我没有担心过，任何时候都没有担心过。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许多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