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和两个“三点水”有不解之缘，一个是“酒”，一个是“汗”。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汗给了父亲身体上的酣畅。父亲每作画必执酒杯，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而父亲每作画必大汗淋漓，却是我幼时日日所见。夏天在画室里作画，他常穿件中式白布短褂，汗湿了贴在身上，肩上则搭一条干毛巾随时擦汗。父亲作画运笔的速度极快，常常画得满头大汗，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淌下来，身上的汗也是顺着往下流。姐姐就回忆过，母亲常要放两条大毛巾垫在他手臂下接汗，并且要时常更换，不然很快就会被汗湿透。

　　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在重庆拜访“金刚坡下山斋”的文章，说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闷，冰淇淋也不能吃，不卫生，吃了拉肚子，大家都不晓得如何来捱过重庆的夏天，只有抱石啊，大汗淋漓，原来他是用汗来解暑的。

　　家里的竹床，红彤彤的，就是被父亲的汗渍印的。母亲说父亲身体虚，三十多岁时，不管是睡在席子还是床单上，早上起来，上面都现出一个人形，是被虚汗潮透的。

　　父亲一生都在奋斗，幼时贫穷，身体的底子打得不好，成年后拼命学习、工作，透支了身体。父亲还特别好酒。抗战期间，父亲率全家避居重庆郊外金刚坡下，时局动荡，心中烦闷，以杯中物自遣，日久天长，渐成习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

　　父亲不喜欢低度酒，喝的多为度数极高的老白干（高粱酒），度数越高越解馋。医生让他不要再喝白酒，说喝点啤酒可以。父亲说，啤酒是马尿，根本不能喝！每每买来酒，他都要倒出一些用火柴试试，看能不能点燃，看到杯中的蓝色火苗冒起，就忍不住夸赞：“好酒！”有时客人到访，他给客人倒茶，自己往往以酒代茶。1959年，父亲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周总理特批给他两大箱茅台酒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父亲有一方著名的印章，叫“往往醉后”，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

　　父亲的画桌就是一块大木板，不是什么八尺九尺的大画桌。他一进入画室，状态立马不同，变得很怡然，很放松。父亲总是说，画画心要空。我的理解是，心不空就不可能心骛八极，发挥想象。如果今天要画画，早上起来就要喝酒，不画画就喝茶，写文章时就抽烟，有时画画也抽烟。除了在照相馆照相，父亲几乎所有的照片里没有一张手上不夹着香烟的。父亲的烟瘾同样有名，他有时会开玩笑说：抽“红双喜”像吃肉，抽“农家乐”像吃草。

　　父亲不做饭菜，也不洗碗筷，但是他的砚台、笔都是亲自洗的。父亲总是说，毛笔是要养的，如果不养，毛笔只有一天的寿命。父亲洗笔时连笔根都会洗干净，然后再挂起来，把水滴干；砚台也是同样洗得干干净净的。有的画家说，越脏的砚台画的画越好，上面积了多年宿墨，用时只要倒上一点茶水接着画。这是个人习惯，从墨趣上讲，则是歪理。

　　一个人最幸运的事有三样：一是有个好父亲，一是有个好老师，一是有个好朋友。父亲对你是责任，老师为你释疑解惑，朋友则是知己。父亲虽然和我相处还不到二十年，但我觉得人生这最幸运的三样事，父亲都给了我。

　　我小时候生了场大病，输了六瓶血才从死亡线上回来。病好以后，我的舌痕就一直很深，父亲经常要我伸出舌头给他看，直至最后和父亲分手的那天晚上，父亲还让我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看好些没有。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瑶，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瑶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