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法国人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的哲学著作《黑暗时期三女哲》为我们标注出了上世纪最为黯淡混乱的十年：1933—1943。其关键的时间节点有二：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层，书籍被投入了熊熊烈火；1943年，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遭到镇压，人被投入了熊熊烈火。

人类史上的至暗时刻里，经济大幅度衰退，政治形势极度混乱，多个国家被卷入战争，欧洲四分五裂，仇恨和激进的声音此起彼伏，新兴思潮和政治实验层出不穷。“法西斯主义和种族观念合流，在这个时期，诺言受到嘲弄，条约遭到践踏。”

三位女哲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埃迪特·施泰因、西蒙娜·韦伊、汉娜·阿伦特，她们在年龄上相差无多，其中施泰因最长，生于1891年，阿伦特和韦伊则分别生于1906年和1909年，黑暗时代到来之时，她们正处于一生中的风华盛年。在封面上，三女哲无一不是眼神清亮、容貌过人，折射出精神性的光芒，如微火试图穿越暗夜。

在1933年黑暗即将降临前，埃迪特·施泰因已经嗅到危险，她预感到一场新的浩劫将降临到她的族群，她向教皇进言，恳求教皇为犹太人颁布一道通谕，也许这会成为某种保护，但她没有得到来自教皇的任何答复。

汉娜·阿特伦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战斗的姿态，她对希特勒口诛笔伐，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运动，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虽然她不想跟犹太传统有任何瓜葛，也根本不想归属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她那著名的理论——“平庸之恶”，至今仍是一把掷向法西斯极权的尖锐投枪。

西蒙娜·韦伊则始终拒不承认当时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新玩意，在她看来，那不过是某种反犹太教思想的变形，相比针对犹太人的极权，她更反对帝国主义的极权，尤其是殖民地问题和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

她们在学术思想上并不趋同，但选择她们三人作并列研究，并非偶然，她们身上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共同性，除去都是女性这一显著特质之外，她们三人都是犹太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仅仅这一出身，便意味着她们一生的命运注定与众不同。她们都是哲学家，当时哲学普遍不受重视，但是三位年轻的才女很快就证实，她们的抉择是正确的，在即将到来的岁月里哲学正要大行其道。她们三人都经历过困苦童年，也都是天才的学霸少女，都有着杰出的老师：胡塞尔、海德格尔、阿兰，也都以离经叛道著称，而她们都敢于批判老师，并试图超越老师。她们在年轻时都对神学萌生过浓烈兴趣，结束哲学求学阶段，她们都成为教师，但教书生涯都在希特勒上台后被迫中断。她们的著作，也始终与时代同步，那是怎样的时代啊：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革命、民主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复杂的社会思潮，构成了三女哲激情思辨的社会土壤。

她们都被迫经历了逃亡，汉娜·阿伦特先去了法国，后来又去了美国，并最终加入美国籍，西蒙娜·韦伊先在自由区马赛避难，后来也去了美国，最终在英国伦敦病逝，临死前还在为自己到底要不要受洗而纠结万分。埃迪特·施泰因命运更为多舛，她曾逃亡到荷兰，但未能躲过纳粹的大清洗，她和姐姐一起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终死于毒气室。

她们的命运互相交错，与时代形成共振。她们不但是黑暗时期的见证人和受害者，也是积极参与演出的观众，不懈的行动者和斗士。“三人都不可忽视，都令人瞩目，都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所驱动，这个愿望就是要了解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间，爱命运，爱世界。”

生于黑暗时代，苦痛大于幸福，人无法选择他所处的历史周期，只能选择自己在这个时代中要成为何种角色。正如韦伊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所引：被人称作斯多葛派的希腊哲学家曾经说过：“应该爱命运，应该爱命运所带来的一切，甚至爱命运所带来的不幸。”

当施泰因和她的姐姐被纳粹抓捕，押出修道院，押往集中营的时候，她用自己的语言念出了：“希伯来人是，我也是。”她鼓励姐姐，“走吧，为了我们的人民，去吧！”

而人类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