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和本书的译者竺祖慈先生一样，我基本上是在飞机、列车和长途巴士上完成了太宰治小说集《女生徒》的阅读。

2024新年伊始，与几位朋友约了去北海道游历。当我们坐上札幌新千岁机场开往小樽的普通列车时，夜幕已徐徐降临，窗外的雪意也越来越浓。在车厢略显晦暗的灯光下翻开《女生徒》，很容易被带进作品中——就像竺先生说的那样，不是进入情节故事，而是进入其中浓烈的情绪。

这些年，太宰治在中国读者中已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颓废、阴郁的风格颇能与当下某种精神潜流暗相呼应，再加上互联网的过滤、削尖和放大，称为日本文学在中国应者云集的第一人大概也不为过。若论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日本近代文学三驾马车”的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早已瞠乎其后；“日本现代文学三驾马车”中的另外两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恐怕也望尘莫及。然而出于对畅销品的某种警惕，我此前对太宰治却并没有太多阅读的兴趣，倒是这番在雪国阅读《女生徒》，尤其“女性之歌”的七个短篇，有了别开生面的体验。

这七个短篇立足女性视角，描写女性精神世界，剖析女性内心情感，属于太宰治娴于应用的女性自述（或称女性独白）文体。太宰治的性格中具有明显的细腻、纤弱、敏感气质，在传统以男性主导的性别角色规范中，这种典型的“女性气质”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应该竭力避免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现实世界中“失败”与弱势，反而促使太宰治由此“退后一步”，尝试将女性自述的叙事方式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应用到创作中。借助这种独特的文体，太宰治对女性的刻画不再止步于外部观照，而得以进入内心世界展开深描，在感知和表达女性时也能拥有超乎一般人的敏锐，获得大部分男性作家鲜有的视角。在《皮肤与心》中，太宰治以一个新婚少妇的口吻，淋漓尽致地道出女性感性胜于理性、身体胜于思考、冲动胜于克制的特质：“对女人来说，眼下每一天的日子就是自己的全部，这与男人不同。女人既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之事，也无任何思索，唯愿实现一时一刻的美好。”“女人的一生，常常取决于她当时的发型、衣物图案、瞌睡程度或者身体上的某些细节。”“男人对身上长的东西可以满不在乎，可是女人却是仅凭皮囊而活的。”“女人就是靠着美的愉悦而活着，哪怕那种愉悦只是瞬间的感觉。”……就像纪伯伦说的那样，当两个女人交谈的时候，她们什么话也没说；当一个女人自语的时候，她揭露了生命的一切。

然而，千万不要认为太宰治的文学抱负仅止于“为女性代言”，某种程度上，他笔下的“女性特质”是被夸大乃至建构出来的（想想《皮肤与心》中那个因为过敏就差点崩溃的少妇），作家的野心也许在于，通过这样的“性别操演”在既定的社会规范之外寻找重新审视和反抗日常秩序和权力格局的可能性，实现其“反俗”的意图。《千代女》开宗明义的两句话，“女人毕竟没用”，“话虽这么说，却另有一种暗黑而顽固的东西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内心一隅，觉得自己总有一点可取之处”，既是全篇矛盾冲突的总括，也暗含着对父权社会既定性别结构无声的批判。《蛐蛐》中的少妇，面对咸鱼翻身暴得大名的画家丈夫，极尽嘲讽之能事：“抱歉，我虽也什么读不懂，但至少还想说自己的话，而您呢？难道真的没有自己的嘴吗？否则怎么会净鹦鹉学舌呢？”而当挖苦上升为呵斥——“您真卑劣，刚在那位了不起的老师面前点头哈腰，一转脸就说出这种脏话，真是疯了”——时，与其说是在展示一对夫妻渐行渐远的价值观，毋宁说是对扭曲人性的社会系统的控诉。

作为全书篇幅最长，分量最重的作品，《女生徒》在20世纪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正是凭借这部作品，太宰治作为新晋青年作家开始受到公众认可。《女生徒》并非完全是太宰治的原创作品，而是其对19岁少女有明淑日记的裁剪加工，将几个月的日常点滴和少女心事浓缩为主人公从清晨睁眼到晚上入眠一整天的“意识流”。与坊间普遍的理解不同，在我看来，尽管小说的主人公已成为30年代女学生的代表形象，但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恰恰不那么“女性”。通过女学生自述展示的那种“摇摆不定的自我意识和偶尔的厌世心理”，实际上是20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基本精神困境，用太宰治自己的话说，这就是“幸福隔夜才来”的苦恼——“苦苦盼着幸福，终于性急难耐弃家而去，第二天幸福的喜讯造访这被离弃的家，已经为时太晚”。《女生徒》的结尾说，“我们不会再见了”，《等待》的结尾则是“您哪天终会看到我的”，看似大相径庭的情绪，表达的是同样的失落，人类无法真正掌握命运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