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五十多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在招待晚宴上使用筷子的一幕，已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精彩瞬间。作为东道主，中方特意选择了体现中国民间手工艺高水准的四川宜宾江安竹筷作为餐具，而作为贵宾的总统夫妇，行前在家里“苦练”筷子的使用技巧，借以表达对中国饮食习惯的尊重。据说，宴会结束后，尼克松用过的那双筷子当场被眼疾手快的《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伯恩斯收藏，一度还成为美国藏家觊觎的珍品。一双并不起眼的筷子，就这样成为沟通中美双方“破冰”诚意的坚实桥梁。

对于中国人来说，筷子是须臾不离、司空见惯的生活用品，正因为它太过普通，很少有人会去考虑筷子背后的文化意义。或许是“距离产生美”，在那些异域的思想者眼中，筷子的文化价值就非同小可了——在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本杰明·艾尔曼看来，筷子和汉字一样，对东亚文明有着标志性作用；牛津大学汉学家雷蒙德·道森则认为，普遍使用筷子是东亚地区接受中国文化影响最重要的标志；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甚至将筷子比喻成“慈母”，认为它充分体现了东亚文明那种从容平和的精神，与西方以刀叉为主要餐具的“掠夺式暴力文明”形成鲜明对比。李政道先生对筷子强大的功能性和适应性也有褒扬，认为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筷子也能做，且不怕高温，不怕寒冻，“真是高明极了”。倘若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大些，就会发现，以取食方式为标准，世界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饮食文化圈：东亚和部分东南亚地区为主的筷子文化圈，中东、南亚和其他东南亚地区为主的手指取食文化圈和欧美澳洲等为主的刀叉取食文化圈，有意思的是，这三大饮食文化圈的地理分布，事实上也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大板块高度重叠。

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筷子等餐具，这一习俗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要？是食物的种类还是文化的习惯促成了这些需要？使用筷子等餐具进食的传统又是如何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文化、宗教和历史？2015年，美籍中国历史学家王晴佳教授出版的著作《筷子：饮食与文化》，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作为英语世界第一本有关筷子历史的专著，本书在内容和取径上，有两点非常明显的特色。第一是突破了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传统，并没有把筷子的历史局限在一国的范围之内加以叙述。筷子固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在过去数个世纪里，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最成功的案例之一。首先是在东亚、东南亚中华文化圈辐射范围内，筷子成为主要取食工具。继而在二战之后，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餐厅和菜品大幅度走向世界，筷子也借由这一“东食西渐”的潮流，成为考察全球化的有趣样本。第二，作者始终坚持从饮食习惯和文化传统两个角度，解释筷子在历史上的起源、使用和推广。筷子究竟起源于何时，迄今无法取得定论，它的广泛普及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中既与饮食种类和烹饪习惯密切相关，也包含了文化影响的多重因素。比如，直到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人主要取食方式还是“手抓”配“勺蒯”，根据人类学家张光直的研究，周代以后，煮和蒸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两种烹饪方式，经过蒸煮的食物温度较高，显然不适宜直接用手取食。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人们的主食品种经历了以小粟（小米）为主到以麦为主的变化，麦食又经历了从粒食到粉食的变化，汉代以后，面粉制品（面条、饼、馍、饺子等等）渐渐成为北方人的主食。这些都是促成筷子取代手和勺成为主要取食工具的饮食习惯。不过在日本、越南和中国南方，生冷食品非常流行，主食则以黏合性较强的稻米为主，筷子在这些地区的流行，恐怕更多就要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解释。

在饮食考古之外，作者对筷子丰富的文化意涵也有详细阐发。比如，两根筷子必须配合使用，增一根则多，减一根则少，由此成为夫妇或君臣间忠诚精神的隐喻；筷子笔直的形状，使之成为品格“正直”的象征；筷子可以由各种材料制作，又蕴含着多元的文学、社会乃至政治意义——李白说“玉箸日夜流，双双落朱颜”，这是用筷子形容美人垂泪；韩非子说“纣为象箸而箕子怖”，是用筷子讽喻骄奢淫逸，等等。

20世纪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曾提倡“眼光线下”的叙事，认为普通人的日常琐事连续发生之后，“经过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生活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进而对历史演进产生影响。由此看来，筷子虽是“小器”，细究起来，却多有我们并不熟悉的文化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