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

  重读宫本辉的小说，和大学时感觉很不同。也许是人到中年的关系，在文本内外，会衍生出对上世纪80、90年代某些时代氛围的奇异怀念。小说写作、出版到译介传播，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宫本辉创作于1996年的短篇小说集《烧船》，2020年才首次引进中国。七则短篇创作于1990至1996年代，恰好是我的童年时期，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人与人的交往方式还依靠着“约定”或者“书信”，承诺与爽约的事也比如今想来要沉重许多。在一个不追求即时反馈的时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留存了大量空白和想象的空间。“情”的传递，也因这样的牵记和间接性，显示出与如今的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情感结构。

  所谓“烧船”，其实是一种白事习俗。人死后，要过河到对面的“岸”上去。燃烧的过程，就仿佛是从此在消逝的过程。《烧船》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年轻情侣，租车去海边廉价旅馆度假。他们遇到了旅馆老板夫妇，一起聊天。彼此看似热络，但都只知道自己的心事。这次旅程，其实是一场分手之旅，“我”与“珠惠”维持了三个月的情人关系之后，彼此心生厌倦。故事再往下展开，读者会了解到这次旅行的隐秘缘故——“我”是一个有太太的人。一个道德有憾的男子，在与情人分手旅行的海滩边，留意到一艘废弃的小船。这是宫本辉设计的故事开端。弃舟不断移动，却是只有留意他的人才会关注它移动的轨迹，就仿佛是私情落幕的叹息。在闲聊中，珠惠得知，等他们离开以后，旅馆也要关闭了。老板娘对珠惠说，她们正准备离婚。于是，“每个人都背负着各自的缘由”对彼此做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关心”。他们扯开话题，谈到了那只移动的弃船，原来真的属于旅馆老板，他想要烧掉这只船，老板娘又怕邻居觉得奇怪，两个人出于各种犹豫在夜里把船拖来拖去。犹豫的又岂止是那一对。“我”同样在这一段没有结果的关系中，试图建构联结的可能性。直至最后一夜，珠惠说，“船被烧了”。两人在火光中，看到了船的塌陷，也看到了两个离场的人。珠惠一言不发走出去，往余烬的火光中，扔去了“我”送她的生日礼物，一只18K金的窄手镯。

  书写不伦关系的幽微，是宫本辉这段时期创作的长处。放眼他深入刻画复杂人物内心的曲折，主题甚至能细化为许多情感类目的文学诠释，例如老夫少妻的孩子是怎么看待老迈父亲的前妻，儿子说自己的小伙伴有两个爸爸一个妈妈，结婚两年的丈夫和情人殉情未遂之后，太太是怎么生活下去的。再如小说《胸之香》，探寻人情之奇的角度就更独特了，故事说的是母亲在丈夫去世以后，在一位陌生少年身上嗅到了丈夫身上的香味，隐隐觉察到丈夫生前出轨的气息。故事线以一条狭窄的通道缓缓行进，读者不会被带入到道德批判的境地，却会被作者揭示的真相提示我们生活中故意不去看的、不去多想的细节，往往才是那种理性难驯服的依恋关系的样貌。

  追寻父母的情感经历，是宫本辉反复写作的主题。其实我们在生活里并不会鼓励这种行为，追溯那些没有必要说破、更没有必要再提的往事。然而父亲母亲却是活生生的人，有着活生生的渴望、压抑和荒唐。1996年，宫本辉在《烧船》后记中提到，“生而为人，必须报答三种恩情。父母之恩就是其一。但它所表示的并非是‘礼仪’或‘道德’的问题……对我而言，写一篇短篇小说就像把一滴血硬挤出来那么辛苦。”辛苦的也许不是写字，辛苦的是站在更悲悯的角度，看待人生不易的父亲母亲，看待他们在无数歉意中拼尽全力生活并老去的那些伤痛的历程。父母的离世会创造许多疑团，有的通过线索可以解开，有的则永远成为秘密。

  《时雨屋的历史》说的就是“我”收到过两封奇怪的信件，说的是一家早就停业的旅店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时雨屋的历史》，编辑署名正是“我”的名字，而“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找到了其中一位寄件人，揭开了一些往事。那是战后极不景气的一段尘封往事，在“我”印象中生意失败的父亲和酗酒的母亲，其实也曾经历过努力生活的时期。在一个女性无法独立养活自己和孩子的时代，我的父亲母亲曾经帮助过“时雨屋”的老板娘和她的养女。除了借钱之外，父亲还曾帮这家店编辑一本宣传手册。如今父亲母亲都过世多年，“我”对酗酒母亲的恨意日益减少。“我”最终丢弃了那本小册子，却想起母亲死去之时那张安详而好看的脸。

  但父亲为什么要署“我”的名以及另一位写信人到底是谁，故事保留着这个谜语，令“失去”成全失去，永不圆满，永保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