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

  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洗礼，它已毫无争议地被公认为20世纪的美国文学杰作。它是“爵士时代”的文学标本，是一部关于美国梦的最为光彩夺目的小说。哈德罗·布鲁姆敏锐地赋予它在“美国神话”中不可替代的存在位置：“它所讲述的寓言已经成为美国神话的一部分，或许也可以这样说，美国梦渗透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字里行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菲茨杰拉德真正的成就在于挪用了美国传说。”在菲茨杰拉德的笔下，美国梦是一幅汪洋恣肆的泼墨、一曲即兴爵士的华彩乐章、一首激荡人心的诗歌，并把它跃升为一种强力的精神性图景，直到它的破灭，风止月暝雾隐花，更是散发一种崇高挽歌的美感。

  《挪威的森林》中的主人公渡边说起自己的阅读经历：“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当然，这多少也是村上春树的告白。《了不起的盖茨比》书中的每一页都闪烁着20世纪20年代时代喧嚣升腾的气息——美国历史上最为纵情享乐、最为绚烂华丽的时代，菲茨杰拉德把它命名为“爵士时代”。他并不是一个客观冷静的观察家，而是一个热切的参与者，他是纸醉金迷的“爵士时代”的重要参与者，他的生命与他的作品已相互混淆，无法辨别。

  小说以小职员尼克作为叙述者来观察、发现、探究盖茨比的“了不起”：盖茨比视金钱如粪土，他那神秘的大别墅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大富豪盖茨比的发家史语焉不详……但他心中最在乎的是河对岸的那盏小绿灯——是他梦寐以求的情人黛西。现实是一个被层层剥开的洋葱，真相如此残酷：女神也只是凡尘俗世的物质女郎——“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盖茨比的人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梦，绚烂如夏花，璀璨如烟火，既然是梦，就必然有破灭的那一刻。所有的光鲜亮丽都不是时间的对手。水落石出，真相袒露，盖茨比的短暂繁华被迅速刊落，死神也无情地降临于他。

  黛西是盖茨比生命中的“绿灯”，彼岸的绿光照亮了盖茨比骚动不安并不停挣扎的心灵。“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绿灯给盖茨比的生命带来无限的活力与蓬勃的梦想，给他带来耀眼的光芒和激动人心的时刻。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现在的“蓝色的草坪”，他以为梦就在他的眼前，事实上这时他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他并不能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梦。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共和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延伸”。“绿灯”在海面上黯淡下来，直至沉入永恒的黑暗之中，盖茨比的生命也坠入万劫不复的黑洞之中。

  20世纪20年代，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前往巴黎，参与了那场流动的文学盛宴。海明威甚至比菲茨杰拉德本人更了解他的才华：“他的才能像一只粉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自然。”海明威赞叹菲茨杰拉德是自然天成的天才，只需要驾驭好飞翔的姿态，就会源源不断地写出杰作。但他的天才注定是要被他的时代、被他的“黛西”、被他心中的另一个“我”所毁灭。

  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归来》中，赋予“流放”的文学意义就是重新发现——“流放者”通过“自我流放”，从他乡回望童年，回望美洲大陆，从而重新发现美国主题。他说：“有些流放者在冒险生涯中经历了转折点，准备开始一场重新发现之旅……美国主题，就像任何主题一样，只要你有才能，就能赋予它尊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韦斯特都“找到了在梦幻中一半被回忆起、一半被歪曲并被传奇化了的美国”。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才华赋予“美国主题”以文学的尊严。

  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扉页写道：“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一代人走了，留下了伟大的印记。

  1940年，菲茨杰拉德死于突发心脏病，只有44岁。他与盖茨比互为镜像，一生追逐绿灯，而绿灯终将熄灭。而他的妻子泽尔达——他的“黛西”早在1930年就已精神失常，1948年，她死于一场大火。在司各特和泽尔达的墓碑上，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最后一句话：“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船，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