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热爱思考的古希腊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古老学科的定义，比如“哲学”，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爱智慧”，比如“天文学”，在古希腊词源里，其字面意思就已经具备了高度的理性美感——“群星的法则”。

  在古代汉语的范畴内，能类比这种“法则”的，大约是那个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道”字。

  最早的人类就已经学会了仰望星空，仅凭肉眼就发展出最初的天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对于我们所处世界的理解。目前已知的最早天文记录，是在非洲与欧洲，距今已有超过两万年的历史，先民在骨棒上雕刻，记录下月相的变化，月圆月缺，那是夜空中最为明亮、肉眼可辨的事物。

  考古学家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都发现了类似遗迹，公元前12世纪，苏美尔人和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人，开始在泥板上记录最早的星表；在爱尔兰、法国、印度……五千年的洞穴壁画里，人们记录天空中发生的不寻常事件：日食、月食、突然出现的明亮星体；古代中国人用河图洛书模拟星河流转，从而指导农时。古代人类发现天空的星星并不相同，他们把移动的行星和固定不动的恒星区分开来，夜复一夜地把它们的位置仔细绘制成图，系统性地撰写天文日记，试图发现规律。

  总之，星辰如此遥远，如此未知，但人类本能地相信它们如此重要，它们的任何变化，都不可能与我们无关。

  现代天文学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视野，相比起那些仅靠肉眼观测的古代人类来说，除了专业的高倍天文望远镜，20世纪有两项技术让天文学更加如虎添翼，一项是贝尔实验室的卡尔·央斯基在1932年发现，来自太空中的无线电波是可以观测到的。另一项是，同样来自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在1969年发明了电荷耦合器件，它可以利用电路，把光转换为电子信号，这比胶片更为敏感，天文学家可以借此拍摄到太空中更暗淡、更遥远的物体。

  简而言之，有了这两大技术进步，太空中除了可见光，连不可见光也纳入了观测范围。人类终于彻底突破了视力的限制，把目光投向了宇宙中那些目力不可及之处。我们可以观测到数以百万计的星系，研究诸如爆炸的恒星、坍塌而成的黑洞。

  不仅在空间上具备了恢弘的尺度，现代天文学在时间上也有了重大突破：光的源头距离越远，能回溯的时间也就越早。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宇宙中更遥远的部分在数千年、数百万年乃至数十亿年的面貌。

  普林斯顿天文学家的宇宙通识课《群星的法则》，便是这样一本激动人心的书，它在任何尺度上都可以挑战你思维的边界，但它又在用一个你知识结构之内的简单语言讲述。这种深入浅出、化繁为简，考验的是写作者真正的功力。

  乔·邓克利是当代女性天文学家，也是牛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博士，现在普林斯顿任教，她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宇宙起源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身跨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两大学科，对暗物质和宇宙暗能量研究亦有心得，优美的文笔和杰出的想象力，使她的写作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质感。《群星的法则》获奖无数，亦被BBC评选为年度最佳天文学和太空书籍。

  宇宙充满密码，但我们不再是毫无解码工具的小白。地球是如何在宇宙中出现的？我们在比地球更为宏大的家园之中，到底处于怎样的地位？地球在遥远的未来，又将拥有怎样的命运？其他行星上，是否可能有不同形式的生命存在？我承认，这些问题跟我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关，掌握了这些知识也不见得能让我生活得更好，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可能成为我最关心、最好奇的命题，就像遥不可及的星空成为古代人最为重要的命题一样。

  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律。在康德的时代难以想象人类的道德律竟然会翻云覆雨变得如此之快，相比之下，反倒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亘古、常在，其宇宙法则也依然坚实稳固，等待摇摇欲坠的地球人类去一再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