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王慧骐

  突然间想到了“羞涩”这个词，只因脑子里倏忽闪过两张早已逝去的面孔，和有关他们的一些事——

  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左右，在一个纺织厂里做机修工。工作时间是“三班倒”，劳动强度很大。车间里机声隆隆，开始几个月，每天回到家，耳朵总是轰轰的，家里人讲话也不太听得清。那段时间我已迷上了写诗，下了夜班回去不肯睡觉，趴在桌子上吭哧吭哧地写。厂里有好几个像我这样喜欢写诗的年轻人，工会和共青团隔个把月就会组织一场赛诗会，让我们上台朗诵自己的诗。我常常是穿一身满是油污的工装，随身带的六吋小扳手有时就插在上衣口袋里，噔噔噔地爬上台去。渐渐地我们这批写诗的在全市范围内也有了点小名气，市里面的工人文化宫把相关企业有同样爱好的年轻人弄在一块碰头，交流写作体会，还把我们的诗稿拿去登在他们油印的活动小报上。这样的情形下，认识了一位姓卞的老师。他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年纪三十岁上下。每次活动见到我们，他总是笑眯眯的，话不多。除了同我们这批爱好文学经常写诗的工人接触，他还负责和爱好唱歌、跳舞的另一拨年轻人打交道。我记得有好几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只要有年轻女性在场，卞老师讲话什么的，就显得有点不自在，脸会突然红起来。当时卞老师还是单身，据说他后来一直就单身。他的书法非常好，在部队时就开始练字了，受到过首长的表扬。他选择工人文化宫作为转业后的落脚单位，大约也是认为这样的环境可以方便他更好地练书法。我是在若干年后偶遇到当时和我一块写诗的工友，说卞老师不到五十岁就患病去世了，而在书法界他却有很响的名声。

  还想说说我的母亲。那时候她应当有七十岁了，我回故乡去看她。她个子生得矮小，人也较瘦。我曾有几次跟她玩，把她背到我的肩上，在家中的房间里兜圈子。我甚至以我女儿的口气叫她奶奶。她伏在我肩上轻声笑着，待放她下来，发现她脸上有孩子般的红云，一副很羞涩的样子。这样的情景出现过好几次。有一次是过年时一家人在一块吃年夜饭，我们几兄妹喝酒，她稍许喝点饮料。为了助兴，我们在晚宴接近尾声时玩起了一种“接词”游戏。一个人说出一个词或成语，词尾的那个字，下一个人用作词头往下说。母亲词汇丰富，到她那儿绝不卡壳。几圈下来，我极佩服地夸奖她。母亲浅浅一笑，没喝酒的脸忽然便红了。还有一回她腿摔了，吊着牵引躺在床上休息，我们和她一起唱老歌。她年轻时会唱京剧，我们让她来一段，于是她就有板有眼地哼唱起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站立一旁的我们几个听了直叫好，她则有几分害羞地挥挥手说，多年不唱了，词也记不清了。

  此刻，我体会着“羞涩”这个词，回味着记忆里那些美好的瞬间。我觉着这样的情态实在是一幅让人陶醉的图画；或者说它更像一朵突然绽放又很快闭合的花，那份美妙真的可以在内心深处留存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