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

  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传，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体验。也许是因为古代普通人不会有传记，我们会期待传记主人公具有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他至少应该历经过一些挫折和坎坷，再或者经历过真正的不幸，再奋起与命运较劲。如果以这样的期待来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述，那读来一定会感受到失望。另一方面，从作家回忆的角度来看，写作爱好者也无法学到什么具体的本领。“我的童年幸福快乐”“我嫁给了一个我爱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有了自己的住所”“周游世界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好事不断、充满感恩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也许事实正是如此，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候，阿加莎都是万事顺意的。她的祖父非常有钱，母亲热爱阅读，这使得她在童年时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包括语言和文学，也包括其他艺术才能的培育。硬要说磨难，战争算一宗，另一宗则是第一任丈夫移情别恋，对她的写作构思也毫无用处。直到她第二任丈夫出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写作才得以在素材和灵感方面与丈夫的考古工作有所汇合。

  仍有一些篇章令人回味。例如我们现在早已耳熟能详的大侦探波洛，为这个人物做设计的时候，阿加莎思来想去，决定让他是一个比利时难民。这是一个与她学习、恋爱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是她见过的一群人，比利时难民，侨居在她所在的教区。“他们希望不受干扰地单独生活，他们想存钱，开一块菜地，按照祖传的方式浇水施肥。为什么不能让一个比利时人做我的侦探呢？移民中各式人物都有，一个逃难的退休警官怎么样？”这提醒我们刻板印象本身成为了职业身份设计的关键，也许在阿加莎看来，一个英国警官不适合那么多疑、偷听别人说话。自传中强调了许多英式“规矩”，诸如淑女吃东西总应该剩一点。但外国人如我，其实很难搞清楚什么是应该做的，而什么是过于做作的。例如自传中提到，“对于亨利·詹姆斯，我只记得母亲抱怨说他总是把一块方糖一切为二放进他的茶里——那实在有些矫揉造作，小小一块整个儿放进去还不是一样？”（那淑女把饭吃完又会怎样？）然而，这些细致末节的东西，对于侦探小说来说，却又是十分重要的。关键的情节常常诞生于这些带有限制的细节。

  “一九一二年，仍是一个感性世界。人人都说自己冷酷，其实根本不知冷酷为何物。” 阿加莎如此写道。战争爆发后，许多人都参军，女性还没有足够参与生产工作的机会，但战争所需临时性的辅助活计却有不少。阿加莎也是其中一员，开始是一名护工，后来走进了护理世界，再后来，她开始在药房工作，这是她有机会构思一部侦探小说，尤其是在下午无事可干的时候。“我的四周都是毒药，那么，用毒药害死人自然就是我应该选择的方法。”一战不仅使得阿加莎获得了虚构的特权：成为侦探小说里的绝命毒师，也使她收获了浪漫的爱情。她拒绝了一些能使她生活更安稳的社交对象，选择了一位空军中尉。她的第一任丈夫阿尔奇是一战前后最初的一批飞行员之一，“我想他的飞行员编号就在一百出头，一〇五或一〇六。我深深以他为荣”。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从另外的资料得知，一战前，英国飞行员上天后的平均寿命是7天。在那个时代，飞行是极危险的。但飞行的魅力太大了，飞行员的生活也被投射以浪漫化的想象。我们在齐邦媛的《巨流河》、白先勇的《一把青》中也能领会相似的爱情悲剧，只是我们不会把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小朱青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阿加莎在不断的摸索中，诠释着内心喜欢的侦探小说审美观念。她认为“一部好的侦探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把故事中的人物写得模棱两可：既像是罪犯，又由于某种原因让人觉得不像罪犯。说不通，但又的确是其所为”；“一篇侦探小说的合适长度为五万字左右。我知道出版商会认为太短了……探险小说的合适篇幅在两万字左右，不幸的是，这种篇幅的小说越来越没市场”；“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完全不适用于侦探小说。探险小说或许可以，但侦探小说不行”。她也提出了“似乎没有人关心无辜者”的深刻疑惑，对读者们对罪犯更感兴趣这件事提出道德意义上的校正，她愿意对受害者更有兴趣一些。

  阿加莎·克里斯蒂于一九五〇年开始撰写本书，大约十五年后，她七十五岁完稿。她享受她的生活乐趣，并使我们读者分享到她幸运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