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

  “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长久以来，这句关于小说的智慧箴言一直闪烁在我晦冥的意识之中。这是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话。他的名字早在30多年前就出现在汉语世界中，反复出现在米兰·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中。但是，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陆续地阅读到他翻译成汉语的作品，《无罪者》是我们看到最新译出的布洛赫的一部长篇小说。

  《无罪者》的诞生是一次偶然。出版商想出版一部布洛赫的小说集，把作者在20多年前发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寄给他。布洛赫与这五篇小说重逢后，即发现作品“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时代精神的暗示”，但要更为明晰地表达时代精神，作者作了更大胆的尝试：为了统摄共同的气氛和加强意义关联，作者又构思了六篇新的小说，并把十一篇小说都镶嵌在诗的框架中。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富家子弟安德鲁（即A）回到德国后造成少女梅莉塔的自杀，若干年后被梅莉塔爷爷（即第四章中的“养蜂人”）点醒现状，认识到自诩无罪、却带着负罪感的自己实际上是造成梅莉塔死去的元凶，最后自杀。

  小说的形式是小说艺术的一部分。《无罪者》以一个简洁的寓言敷陈大义，即《声音的寓言》，作者宣称“主的语言是沉默，他的沉默就是他的语言。他的看见就是盲目，他的盲目就是看见。他之为即不为，他之不为即为”。继而是“前奏” （两个故事）、“故事”（七个故事）和“尾声”（两个故事）三个部分，分别追叙了1913年、1923年和1933年三个历史时期，每一部分都是以《声音》（诗歌）——充满时代精神的长诗作为发端，以尖锐精确的言语描摹特定的时代图景。汉纳·阿伦特感受布洛赫的犹疑闪烁的转向，称他为“不情愿的诗人”。

  无罪者是谁？对于刻奇的追求，人们转向了具体的美。小说中的几乎所有人物对政治都很冷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似乎都是“无罪者”。市侩是刻奇的现实表现。书中1933年的《声音》一诗中，布洛赫尖刻地指认：“市侩完全就是恶魔；他的梦想是一项坚定地集中于往昔目标的高度发达、最为现代的技术；他的梦想是技术上最为完善的刻奇。”

  为什么阿伦特说布洛赫是“不情愿的诗人”呢？在65载短暂生涯中，他以为自己是误入文学歧途的哲学家。他怀疑过文学的价值，一度并不看重文学创作。与此同时，作为深谙文学表达力量的小说家，布洛赫深切地认识到“美的力量”与“诗歌的魅力”。在其小说《维吉尔之死》中，他借助小说中的诗人之口说：“美的力量，诗歌的魅力最终会在语言沉默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并且使诗人在重新建立的人际秩序中上升为传播认识的使者。”

  《无罪者》有大量生动鲜活的情节，但是整部作品却并不依赖情节驱动；人物与篇章之间各有交集，并构成互文关系，但却并不以日常生活逻辑作为链接的纽带，而是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思考来统摄作品。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布洛赫试图凝视并把握一种“世界图景”，而他则经历了更多精神瘫痪的时刻，目睹价值的分崩离析导致我们只能看到时代的碎片——一些似是而非的“局部图景”。一贯以来，布洛赫总是把“人与人的尊严”置于作品的绝对中心位置。

  赫尔曼·布洛赫，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整体作者。这并不是读者和评论家加在他头上的桂冠，而是他自我苛求的小说家自觉。在《无罪者》的《成书记》中，布洛赫阐释了整体写作的观念，他认为长篇小说必须要表现世界的整体性，尤其要展现小说人物的生活整体性。在当今世界，长篇小说所需的素材大大超过以前，这就更加考验小说的创作者，他们需要更为“敏锐的抽象化和组织能力”。在我看来，布洛赫的整体写作，不仅是形而上的、提纲挈领式的精神诉求，同时也是形而下的、落到纸面上的具体可操作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技巧——缩略和象征是其显著的艺术手段。《无罪者》的巨大成功正是他的理念、天赋与行动三者合一的最后胜利。

  赫尔曼·布洛赫用他精妙的笔触点燃了人性的火焰，《无罪者》中的主人公A在次主人公梅莉塔爷爷的帮助下，不停地寻找自我，认识到自己对于他人苦痛、自己命运和自我灵魂的漠视，重新发现了自我，存在于其内部的绝对性的火星就发展成为火焰，从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