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薪璐

  当周洁茹再一次进入文坛，笔下的世界就变样了，不再是20岁时的迷茫和稚嫩，《你疼吗》《干点什么吧》这样带些单纯的忧伤和青春期哲思的话语，被置换成生活在新港、香港和国外的移民在文化冲突下的艰难、百无聊赖和说不清道不明的疑虑。《美丽阁》的语言简洁、冷漠、客观，形形色色的故事仿佛在剧院上演的人生话剧，戏剧性的冲突被作者用手抹平，缓慢的生活节奏和无波澜的情节成为展览的主要内容，人物的对话频繁且细碎，缓缓流过，难以留下痕迹。而读者就像站在剧院外观看的路过者。

  内地去往香港的师奶在婚姻和社会中尴尬的处境，移民想要融入新社会文化而不得反遭人鄙弃的痛苦，金钱和权力对人的异化等，当下社会赋予人特别是女性的重压和险阻，都走马观花般在眼前过了一遍。但因短篇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缘故，作为读者的我总与主人公“我”相重合，内心的毫无波澜和提线木偶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处理方式，使得生活的喧嚣和尘土虽从“我”身上漫过，却难以激起“我”内心情感的半点波动和起伏，对于作为读者的我来说，也同样如此。

  以对话展现生活的流动和散漫，在这一叙事手法的运用上，《美丽阁》与吴亮的《朝霞》非常相似。对话大多围绕着生活中的琐事展开，每个人都在对话中透露着自己在生活中和心情上的愉悦或不快，又在话语中隐藏着自己不愿透露的心事。与《朝霞》中人物对话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与和谐，弥漫着哲思与时代的忧虑不同，在《美丽阁》中，人与人之间似乎隔了一层膜，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隐藏的秘密和隐情，亲情、友情和爱情被包裹得不向外溢出半分。这样带着隔膜的写作方式，总让我想起加缪的《局外人》。“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我没有说。”书中常常出现这一句话。“我”总是不赞同朋友说的一句话，或对眼前的某件事感到不满，但最终往往会选择默默承受。“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观察我身边的每个朋友，观察发生的每一件事，却很少做出价值评判。每个人都在社会这一海洋中沉浮，每个人都对不公平的生活感到麻木且理所当然。作者并不对主人公以及身边的朋友进行深层的心理描述，第一人称视角和零度叙述方式的结合，使得“我”和莫尔索一样对这个荒谬的世界冷眼旁观。米线店里没有厨师做饭，所有人仍然坐在店里一动不动，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离开；“我”晚上乘坐公交车回家，司机开过站了，却没人对此做出反应，任由司机将“我”们带往不知名的地方；“我”在等电梯时，“一个戴帽子的老太太被她的工人紧紧挽着，紧紧地挨着我”，“马上又来了一个戴帽子的老太太，连工人都长得一模一样”。荒诞且夸张的细节填充进冷漠的叙事语调里，怪异荒唐的当下社会现状在放大镜的映照中无处遁逃。

  在《和维维安一起爬山》等几个短篇中，“我”也有正常的情感在细节处流露，如维维安多次爽约，“我”虽不愿意爬山，但对她的行为仍比较生气，故而说“我”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吃一点辣椒，说完便往素汉堡上撒了一些。表明“我”并非完全摒弃了情感，相反，这与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共同构成了“我”对于这个荒诞世界的疑惑和不解。《你疼吗》表达的是周洁茹对女性的身体和命运的疑问，《美丽阁》呈现的却是作者对当下社会和生活给人造成的异化和困苦的不解。时隔十几年，作者依然在文本中不停地发出“为什么”的疑惑，却始终在思索答案、寻找答案的路上。与《局外人》中莫尔索经历精神冲突和斗争后，在宗教中找到了皈依，最终脱离“局外人”的身份不同，“我”没有找到出路，也找不到答案。“我也没有自己的地方，我补了一句，总有一种寄居地球感。”作者在《布巴甘餐厅》中发出这样的感叹。流浪感、漂泊感和不稳定感在小说中无处不在，作者在凝视新移民和女性的社会处境的同时，也为自己包裹上孤独的外衣。“我”在异地的文化冲突中艰难生存，远离故土，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都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这给了“我”便于观察社会的距离感，也让我处于孤独无援的状态。

  “局外人”总是孤军奋战的。世人依旧在承受尘世的重压和生活的艰苦，即便是“我”想做一个“局外人”，也囿于俗世无法自拔。“我”只能是一个陷于其中的“局外人”。而在这样带有陌生化效果的呈现方式中，作者隐藏了“我”的思想痕迹，以及与他人的情感和心灵交流，深层的思索少有。如《51区》这样对人物处境的叩问而引发的哲思在其他短篇中并不多见。第一人称与零度叙事方式的结合，使得小说仅仅停留在呈现生活的表层上，却难以见“我”内心的斗争和思索，人物的灵魂塑造也就被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