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贺震

  在我童年时，家里有一块用马粪纸做的小黑板，很薄、很轻。黑黑的板面油光锃亮，中间有一小块太过光滑，用粉笔写字时时常打滑，要用湿毛巾擦一下才好。

  那块小黑板，是父亲最初教我学习知识的阵地。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起好了名字。结束了一天的田野劳动，夜晚妈妈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微光做针线活，父亲在那块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下数字、简单的文字，教我识数、识字，认识我自己的名字。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生是在春季入学。七岁那年，元宵节过后，我背起妈妈用毛巾缝制的书包，独自一人到正午小学报名上学。其他去报名上学的同学大都由家长带着，排着队怯生生地到老师面前登记。

  “你叫个啥？”年轻美丽的女老师问。

  “俺叫狗蛋！”一个拖着鼻涕的小男孩怯怯地应声道。随之，人群中哄地一阵笑声。

  “你叫啥名儿？”给狗蛋起好名字，登记完毕后，老师问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

  “俺叫红菱。俺家门口有个水塘，俺就叫水塘里红菱角那个红菱。”老师随之给这个女孩儿起了个大名。

  那时，在我们乡下，小孩子入学前，大都只有小名，还没有正式的名字，报名入学时，需要老师当场给起名字。

  轮到我登记时，我响亮地向老师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会写出来吗？”老师一边微笑着问我，一边递给我纸和笔。

  “老师，您叫什么名字呢？”我接过纸笔，很熟练地写出自己的名字后，仰脸问老师。

  “我叫徐霞呀！”女老师睁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望着我，慈祥地说。

  徐霞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也是我小学一至三年级的班主任。报完名，徐老师确定由我当班长。从此，班长这个不拿工资和补贴的职务，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当到初中毕业，尽管这中间换了好几任班主任。

  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刘文学斗地主》。学这篇课文的一项要求是，要记住生字、生词“辣椒”。放学回家后，父亲在小黑板上一遍遍教我写这两个字。但不知怎么回事儿，“辣椒”这两个字，我老是不会写。父亲看着着急，皱着眉头训我。我一紧张，就更不会写了。

  一遍又一遍，经过一个晚上反反复复的强化练习，我终于把“辣椒”这两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脑海。那天夜里，我做梦，梦境里刘文学举起一个又红又大的辣椒，冲着我说：“一定要保护好生产队的辣椒！”

  等语文课考试默写生字，我顺利地写出了“辣椒”，而好多同学都在这两个字上卡了壳。

  父亲用小黑板教我默写“辣椒”的画面始终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直到父亲去世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些细节我还清晰地记得。

  父亲的小黑板还是我童年时引以为自豪的家什。在那个年代，能识文断字的成年人很少，家里平时连纸和笔都没有，更不会买一块派不上用场的小黑板放在家里。父亲是解放初期的初中毕业生，家里的这块小黑板是父亲教我们兄妹认字的教学工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年级的提高，父亲的知识水平渐渐地无法胜任“老师”的角色了，那块小黑板也慢慢失去了用武之地，躲进了家的旮旯里。

  后来，我离开老家到外地读书、工作，童年时居住的老房子也被拆除，父母亲搬了几次家，那块小黑板就不见了。

  但无论岁月流逝多久，父亲的小黑板从未在我的脑海里淡去——三尺宽、二尺高，乌黑乌黑的，锃亮锃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