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 姚正安

  妈妈曾经对我说，我生下来没几天，祖父就开书为我算命，从生辰八字看，命运还可以，吃饭没问题。

  妈妈对祖父所说的“命运还可以”不太满意，又请瞎先生算。瞎先生果然有一套，不仅算出了我命中的好处，而且指出了我命中的两个“命门”：水脚重、口舌重。

  所谓水脚重，是指容易因水而伤身。我的老家是水乡，出门见水，小孩溺水而亡者时有发生。妈妈忙问：“水脚重，如何化解呢？”瞎先生说：“十岁前不吃黑鱼。”

  回忆起来，我十岁前确实没有吃过黑鱼，家里也很少买黑鱼。

  细细琢磨：水脚重与黑鱼有什么联系呢？就因为黑鱼生长在水里？妈妈不会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只牢牢地看着我，不让我下河，不让我吃黑鱼。不吃黑鱼做到了，不靠水如何做到？光靠看哪里看得住。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与水结下了感情，会游水，会在水上撑船，会在河里用多种工具捕鱼，我甚至在盛夏之夜，到屋后的河里洗澡纳凉，因水生出了种种快乐。

  所谓口舌重，是指常遭人议论，被别人挂在嘴上。

  捋捋过往，瞎先生还真说对了。几十年来，我经常被人议论，有几次议论，差点对我的人生造成不利影响。

  1973年，我考高中的时候，就被议论了一次。那一年上高中与以往不同，不是单一的学校、大队推荐，而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我考试的成绩还不错，完全可以上高中。但到学校推荐的时候，来话了。有一名教师，可能也是学校的领导成员，在会上，说我调皮，不同意我上高中。亏好，我的初中班主任据理力争，说：哪个小孩不调皮？因为那个老师也说不出我调皮的具体内容以及产生的后果，有惊无险，我还是上了高中。

  高中毕业后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自食其力，养活自己。我似乎注定会在农村干一辈子农活，对干农活一点也不厌倦，与各种农活也很默契。农村里的农活我都干过，可以自豪地说，我所做的一点也不比大劳力差。我个子高，身体棒，劲也大，很多人都愿意与我一起干。夏秋季挑把扛笆斗卖公粮，春天拾青草积肥，放过牛，踩过水车，看过牛棚。

  只是爷爷奶奶舍不得，说：才十几岁的人，哪里吃过这个苦啊？百十斤的笆斗扛在肩膀上，扛伤了一辈子受罪。但爷爷是农村里的手艺人，哪有门路安排我出去工作呢？

  我从来没有埋怨过父母，我倒是非常感激父母，他们能让我上高中已经很了不起了，与我初中一起上学的同学，只有两人上了高中，其他人比我更早地扛起了农活。

  有时幸福就这么突然降临。1976年底，村上学校的一位老师到县里培训，大队推荐我到学校代课。但在学校研究的时候，还是那位老师又议论了我一次，他提出我不能做教师，理由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当然，这个议论也没有生效。了解农村教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教师中小学初中文凭的太多了，高中学历的不多，何况我还是以很好的成绩进入高中的。

  后来了解到，这位老师之所以一再议论我，是因为他与我的父亲有点过节，到底是什么过节，我也没问。

  我工作了40年，前20年做老师，后20年在党委部门工作，没少被议论。因为一直处在别人的议论焦点上，生怕自己言行上出错而被议论，所以，时时小心，处处留意。回头想想，瞎先生在我处在襁褓中就提醒我“口舌重”，实在是有远见的，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被议论，被监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一味地被恭维，而自己不加鉴别，可能就成了温水里的青蛙。

  妈妈当年轻描淡写地给我讲算命的故事，其用心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