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从来不只是“吃”，把食物用于道德教化是中国的一个古老传统

  西方汉学界探讨的“早期中国”，一般是指从上古时期直至汉末以前的中国历史。英国汉学家、剑桥学者胡司德（Roel Sterckx）的著作《早期中国的食物、祭祀和圣贤》，就是以这段时期的文献典籍为依据，研究中国人对于食品的态度、认识，以及向神灵祭献贡品的行为及与以上相关的一些表现，他认为，早期饮食文化的形成激发了中国古代复杂的思想观念。

  饮食从来不只是“吃”，把食物用于道德教化是中国的一个古老传统。《诗经·绵蛮》有言：“绵蛮黄鸟，止于丘阿。道之云远，我劳如何。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胡司德引《韩非子》载，鲁哀公见孔子，赐之桃与黍，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孔子看重黍，是由于黍在用于祭祀的五谷中具有重要地位。以此为例，胡司德认为，早期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应当突破以往物质史和技术史的叙述，要看到一种食品除了营养价值和物理性能之外，它的社会、思想、观念方面的因素，形成了中国对于“食品”这个概念的理解。

  在意识形态的范畴里，食物发挥着重要作用。胡司德梳理古代中国伦理社会强调遵守的仪式行为的许多文献。《礼记》中把“礼”的起源归结为饮食，《论语》里有很多“孔曰”教导“食不语”等饮食礼仪，荀子强调通过礼仪的组织建构让饮食在人生中获得恰当的味道和意义。礼仪事实上代表着过一种既善且美的生活的恰当方式，是克制人类自然欲望的关键媒介，通过围绕饮食的礼仪习俗的养成，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像动物一样只知道“吃”。

  早期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也建立在各种饮食行为的评价体系上。食材的选择与料理，不同的烹饪方法，生食与熟食，素食与荤食，好吃与节制，与这些有关的看法往往指向圣人们所认为的，远古时期淳朴、中庸、纯洁的饮食习惯与后来堕落、放纵、颓废的饮食习惯的二元对立，这种对饮食习惯的道德判断是泛而理想化的，以之作为“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点偏颇，不过也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崇古之风的一个源头。本书对于伊尹的“至味”和祭祀所用的无味之羹的讨论，也让我们注意到中国美学“淡之味”的一条渊源。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良政的核心宗旨就是造福于民，要保证人民有足够的、新鲜的食物，也要懂得适度的干预和不要过度的“烹饪”。庄子讲述“庖丁解牛”，在胡司德看来，这个故事无形中颠覆了既有的社会等级秩序的观念，历史记载不断出现的“庖-吏”形象以及在本书稍后部分出现的、原本只是宴席上的盲人乐师、后来作为谏臣的“瞽师”的形象，他们代表了一种政治诉求，要求执政者超越食物所代表的现实世界的物质表象，反映出从饮食文化延伸而至的古代政治对于圣王应当具有的道德修养和判断力的冀望。

  祭祀礼仪是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通过各种典仪向神灵表达敬意，在其中贯注了丰富的情感和期待，逝者与在世的人一样对食物有强烈的渴求。作为祭礼中的献祭物，献给祖先的食物和饮品一直是中国以祖先为中心的祭祀礼仪的标志性构成。《荀子》里有很多对各式祭礼所用饮食的描述，旨在阐明祭礼的指导原则，既要崇尚根本，也要实用（采用常见的材料）。人们认为祭祀可以在感官上与鬼神取得联系，对“通感”问题论述最多的是《荀子》和《吕氏春秋》，圣人无不注重典祀，拥有卓越的感知力是他们的超凡能力之一。

  从有关早期中国饮食的理论阐释来看，胡司德的关注重心在于探索思想文化特征。建立在大量文献分析基础上的这项研究，不仅注意其中的文本内容，也观照文本的组织形式，对认知模式的探讨既设身处地立足于中国的古典文化，也注意在有限的时间段里埋下传统延续的契机。无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建基于饮食，文献反映的人与食物之间关系所引申的多元价值体系的内在矛盾，饮食作为勾连社会生活、政治形态、信仰理念的一个关键，这个观点都是可以成立的，也是值得深究的。

  赵青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