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辉

  在这个社会批评如箭矢般漫天飞舞的时代，仿古建筑一直就是箭垛子。丑陋，臆造，质量低劣，这些言辞常常是批评者的集束手雷。而靡费公帑，僭越规格，则是更具道德高度的空对地导弹。此类批评义正辞严，颇为强横，言之一出，常常众口诺诺。这类言论身着厉行节约、关注民生、珍视古迹的衣裳，又确实怀揣一颗对公共事务的热心肠，几乎天生是不容置辩的金刚之身；如果他们抨击的目标是那些拆去真古迹，代之以假古迹的恶劣行为，则更具泰山压顶般的舆论压力了——把仿古建筑名之为“新古迹”，本身就是一个精致的嘲讽，一种批评策略。

  但是对于所谓“新古迹”，我们真的不可一概而论。射箭是容易的，找到该死的目标就比较难。如前所述，“新古迹”至少应该分成三类，修复，重建（原地或易地），完全新建。修复似乎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修旧如旧”已是共识，不再赘言；重建则常常引来众口汹汹；而完全新建的，因为少有模板，是当代人的设计，几乎必定招来滔滔口水。但这些汹汹的声音一定是持正理性的吗？滔滔口水一定是健康的吗？显然不见得。虽然拆去真古迹，建假古迹取而代之无疑可恶，要么是智商堪忧，要么是居心可疑，但对另一些所谓“假古迹”、“新古迹”，我们怕是缺少了一点包容之心，欣赏之情。

  无锡的灵山。新建的“梵宫”庞大，巍峨，繁复，甚至奢靡。工程之浩大一望可知，细微处也处处用心。它是智慧和手艺的集成，当然也是钱堆起来的。这些钱想必数额巨大，其来源我虽不甚清楚，但其中很多来自于善男信女也有勒石为证。此类建筑因为对古老宗教的传承和对经典佛教建筑的某种沿袭，也可归入“新古迹”之列。然而它的价值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宗教信众的云集之地，也是当代建筑艺术的集中展示。它现在是新建筑，可多少年多少代之后，难道不就是真正的古迹么？

  所有的古迹原本都是新建的。倘若我们的古人也一味忌惮于悠悠之口，现今遍布华夏的古迹从何而来？我们的文化又向何处附丽？

  重修圆明园确乎应该慎之又慎，但似也不必一味嘲笑斥骂。故宫的太和殿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今名。建成后屡遭焚毁，多次重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后的形制。假如永乐帝不建，此后烧毁了也不重建，故宫还是今天这个辉煌完整的皇家宫殿吗？

  道理其实是清楚的，但实际情况确实要复杂一些。前面说到圆明园，是否重建确有可议之处；时机不成熟，是一个暂时搁置争议的好办法。不过有时候情况并不都如这般复杂缠夹。对古迹的修复、重建，甚至完全新建仿古建筑，并不一定就是大逆不道的土豪之举。功能显著，就是说确有使用或观赏需要，且财政可敷，就应该建；尊重古意，融合创新，精心设计，就可以造出好建筑，它们将是未来的古迹；而要成为未来的古迹，它要经得起时光和风雨的冲刷淘洗，它的质量必须是过硬的。可见，功能，美感和质量，才应该是我们建言立议监督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