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公共性与非公共性
文学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它的非公共性，也即起始于作家最孤独的反思。只有精神孤寂的作家，才有望喊出普世的大音。
真大师的不可复制性
识破仿写法则、识破先锋语汇的欧美词根和掩映在弟子身影后的导师头像，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那种以艾略特、里尔克、聂鲁达、埃利蒂斯、帕斯捷尔纳克为姓的先知，那种具有无可辩驳的伟大信念与不可言说的高贵气质的人、那种在痛不欲生的悲伤中蔑视一切的歌者，是不可复制的。但这一事实无法取消摹仿的权利。在世界史的遥远的开端，鹦鹉摹仿了人的聒噪，而人则试图摹仿上帝的完美。
图书是为了消除人类对时间的恐惧
图书馆是图书的居所，通常也是腐败的象征，它充满了字纸的霉变气味。那些发脆的书页被时间的涌流所摧毁，逐渐颓废下去，直到某位读者把它从灰尘中唤醒。南方的潮湿气候加剧了这种令人绝望的属性。而在那个被重新打开的瞬间，尘世的光线重新照亮了它，令那些休眠的字词苏醒，重新变得明亮起来。但大多数图书的命运却不是这样的。当它被放进书架的瞬间，它就进入了死亡的程序，被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直到数十年后被彻底清除为止。图书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大多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消除人类对时间的恐惧。书籍和图书馆劝慰了人类，使之产生了知识得以保存的幻觉。但事实上，书籍所保留的大多是废弃的思想。书籍就是那种世界上最沉重的尘土。
风俗大师马尔克斯
作为风俗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俗想象为中国当代文学垂死的想象力注入了生机。马尔克斯的风俗想象类似于种族记忆，它的全部意象都来自过去的乡村世界之素材。这无疑为中国的乡村式作家提供了伟大的范本。
加缪的呐喊
正是加缪让我懂得，真正的文学如同古老的神话，它们不是嬉戏与盲目的产物，而是人间的面貌、经历和悲剧，其中隐含着难解的智慧和义无反顾的激情。很少有人像加缪那样喊出对人的最高关切：他不仅要在那些粉碎人的事物面前赞扬人，而且还要实践那种有关“荒谬”的伟大真理。
唐伯虎
根据人民的一种说法，为博得某个姿容绝佳的丫环三次微笑，唐寅居然隐名埋姓充当他人的家奴。尽管这一才子与佳人的调情故事遭到了知识分子的严辞否认，但人民坚信这点。直到今天为止，电影、电视和杂志仍然在大量重复这个趣味低下的传说，因为它最彻底地表达了游戏人生的市民理想，并成为人民的当前生活的历史样板。
杨丽萍悖论
杨丽萍正在陷入一种深刻的文化悖论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拯救可能就是一种最高的伤害。花腰彝歌舞的质朴性能否在商业性演出中得到维系？它所拥有的原初经验，是否会在文明传播过程中失真？我仿佛看见，杨丽萍采摘来的花腰彝歌舞，被人投进了一个盛满福尔马林液的玻璃罐，成为文化标本，向参观者收取门票。资本逻辑的食指，正在叩响其壮丽而脆弱的命运。
“慢生活”的宋样本
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写道：“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是缓慢的雨中叙事。它是忧郁的象征，代表失眠、孤独和悲痛。灵魂像水滴一样，在绝望中孕育着微小的希望。
泡茶成为文化时钟的第二样式
明代人发明的泡茶手法，成为文化时钟的第二样式。一盏茶的冲泡和品尝，是一种新的计量单位。明代士人的内在时钟，缓慢地行走在瓷器和肠胃之间，仿佛是一架利用流体原理的水钟。你甚至可以安静到听见水在体内流动的声息。茶桌的流畅弧线、纤细的靠椅、柔软的丝质靠垫、被微风卷起的窗帷、假山四周的垂柳、以及池塘里嬉戏的鸳鸯，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宁静的事物都跟茶盏结盟，汇入了延宕时间的细流。
小资
“小资”，最初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批判性称谓。它曾经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三等级”，而现在则成了准中产阶级或预备役中产阶级的临时代码，它还包含新滥情主义、自恋状态下的感伤主义、“小布尔乔亚”美学（发嗲或撒娇的方程式）、都市怀旧主义、青春期的愤世嫉俗（“愤青”）等各种当下流行的精神倾向，它们在网络原创叙事中卷土重来，犹如一场规模盛大的流行感冒。
痛苦的最柔软而危险的敌人
小资的甜蜜的忧伤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魅力的情调。我们可以看到，忧伤的面容大量浮现在网络文学的水面，犹如受难的睡莲。它表面上不过是一种被削弱的痛苦，而实际上却是痛苦的最柔软而危险的敌人，在痛苦的名义下展开对生活现状的大肆赞美。在本质上，每一场忧伤都是一次情感与现实的调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人们，现在注定要扮演天使的角色，以便在唯美而甜蜜的情调里飞进飞出。
“国粹”是个伪概念
“国粹”跟所谓“纯汉族血统”一样，是一个典型的伪概念，把国学简单地定义为“国粹”，在逻辑上很容易导致极端的排外性。“国粹说”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均非缘于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而是对“外”开放、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断自我更新的结果。“国粹说”的本质，是以自闭的方式，向狭隘民族主义后退。我已经说过，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通常是个人自卑情结投射在民族版图上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