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服务员帮忙收起来并归还，杨女士因此拿出200元表示感谢，没想到服务员收下了。事后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强行要回了这笔钱，还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这样的‘客气’与‘不客气’，你怎么看？”海南《南国都市报》12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这一调查引发了网友关注。在超过3.7万次转发与过万次评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在失主主动的情况下，收取酬谢这一行为是正确的。

  （6月14日《新快报》）

  网友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收取酬金，一方面是在“好人难做”的语境下，拾金不昧已是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拾金不昧者如圣人般没有一点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种基本的情理判断。收取酬金并不影响拾金不昧的成立，况且还是失主的主动行为，在法律上这是一种赠与行为。也就是说，服务员收下酬金，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时光倒退几十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社会共识，倘若有人拾金不昧要求收取酬金，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再往后，人们对“做好事不求回报”这个命题产生了动摇，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响起。而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认可收取酬金，包括在法律层面鼓励有偿做好事——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仅是从当下社会道德滑坡中得出的一种教训，事实上也是一种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利己的一面，而人又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才需要有道德约束，才需要制度上的激励和社会舆论的反馈，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奖罚，来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抑制向恶的一面。如果我们先假定人性是完美无瑕的，那就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洁癖”，即把道德绝对化，空洞化，并且离普通人越来越远。

  事实上，这个道理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子路和子贡都是孔子的学生。一次，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事后收下一头牛的谢礼。孔子说：“鲁国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救人于危难。”子贡为一个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身，按照鲁国法律，他花费的赎金可以到官府去“报销”，但子贡却没有接受。孔子说：“鲁国不会再有人为别人赎身了”。《淮南子》对此的评价是：“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子路和子贡都没有错，但我们绝大多数是“子路”而非“子贡”，子贡的身上折射出的是一种道德理想和境界，而子路身上则呈现出道德的一种普遍性。我们需要一两个标本意义上的“子贡”，还是千千万万个真实的可望又可及的“子路”？

  呵护行善者的利益诉求，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只有在这种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中，道德成长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做好事才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