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体制的直接心理后果就是乡下人把“进城”作为人生的目标，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大多数农村与城市的教育起点根本不一样。曾经有一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研究生毕业后两个好友选在咖啡馆告别，农村来的这位说，我花了26年的时间才能和你坐在这里喝咖啡。

  其实，我们现在搞的素质教育没什么差池，见过五岁的小孩把钢琴弹得一溜儿转，见过三岁的小孩可用外语长篇大论，这些人一旦长成，必将成为职场中的高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乡下的大多数小孩根本就没见过钢琴，更没有喝过咖啡，我们是否就能先天地认为他们不具有成为建设者的潜质呢？我的答案是：不。曾经有一次在开玩笑时说道：乡下和城里，如果只拉一根线搞素质教育，估计最后的结果会差得太远，乡下人学城里人往往是“反类犬”。不如干脆拉两根线，让乡下人轻松点还是继续搞他们的应试教育，城里人搞素质教育。对方马上反对，这不是美国黑人反对的“反向歧视”吗？我说，乡下人一定不会反对这种“反向歧视”的，条件缺乏得太厉害，如果给小孩们定下教材，也许考试起来还有几分希望，如果完全放开，那就找不着北了。

  就像关于民工扰乱城里的治安秩序的争论一样，在几乎每一个领域，乡下人和城里人的争论都会继续下去，有一天和妻子笑言，《王贵与安娜》其实是一个精神底座，在每一个家庭里都存在这种底座的表现，总有一方条件好些处于优势地位的，我愿意当好这个王贵的角色，这无损于男人的尊严。既然城乡分割几千年，自然就要有更长的时间来消弥这种分裂的痕迹。只是我在实际的工作与生活中越来越觉得，农村是我们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下一个增长极，而如果让更多的农村孩子能进得了大学并且读得起大学，是这一个增长极能否真正生长发育起的最关键的问题。

  高靖生（作者系哲学博士后，张家界市政府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