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是官员自己造成的

　　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高风险”在中国是确实存在的，这是因为中国现在、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机制转轨期。

　　如果官员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背离了党纪政纪的要求，那么这个岗位就变成了高风险岗位，所以说，这种风险还是官员自己造成的。

　　“官场高风险岗位”是个怪胎

　　所谓的“官场高风险岗位”（如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交通厅长）都是老百姓眼中的肥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论，是因为所谓的“官场高风险岗位”，不过是老百姓的一种描绘，是中国体制下的一种怪胎。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情况并没有普遍性，不是说政府公务人员或者从事公共治理的岗位都是高风险岗位。治理腐败好的、体制机制健全的国家，他们的要害部门，都算不上是高风险岗位。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所谓的“官场高风险岗位”？这是个畸形的产物，是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体制机制问题，并非是岗位本身。

　　从现象上来说，“官场高风险岗位”虽然不具备世界的普遍意义，但是“高风险”在中国是确实存在的，这是因为中国现在、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机制转轨期。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深入，社会转型加快，另一方面对公权力的制约一直没找到一个有效的制度设计和约束机制，导致在某些方面出现权力泛滥。不是仅仅领导干部有可能腐败，每个岗位上都掌握着一定的公共资源，如果掌握公共资源的公权力得不到制约，谁都有可能走向反面，这是人性使然。

　　用风险规避机制打“补丁”

　　相对于冒着生命危险的一些高危岗位，这种“官场高风险”体现在关键岗位上，比如县委书记、组织部长，这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这种风险的特征是：当一种权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有人说，如果能做到廉洁奉公，这些岗位就不存在风险。如果官员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背离了党纪政纪的要求，那么这个岗位就变成了高风险岗位，所以说，这种风险还是官员自己造成的。

　　风险既然存在，就应该有相应的风险规避机制，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要有完整的法制框架。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所有权力都要有法律依据，要依法行政，建立法治国家。

　　二是官员队伍大，权力链条长。要通过监督机制规避风险，不能只让中纪委起作用，让各级纪委发挥作用是治理腐败的重要途径。此外，现在有了网络，网民通过网络这种强大的呼应效应把政府推到聚光灯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监督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

　　三是净化社会环境。要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彻底消除这些庸俗的吃喝风、请客送礼风。哪怕是绝大多数官员做到廉洁奉公，相信老百姓不会主动送钱的，官员廉洁和社会风气的提升都是相互的。

　　观点二

　　压力变动力的风险是好事

　　谢志强 中央党校教授；吕鹏 中央党校研究生

　　中国目前的社会风险已经渗透到了不同的阶层、群体和个体。

　　对于官员的腐败型“高危”，体制的漏洞和不健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党的反腐倡廉工程、网络社会的舆论监督、各种净化党风政风的积极行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全方位的官员监督机制。

　　社会风险已渗透到不同的阶层

　　中国目前的社会风险已经渗透到了不同的阶层、群体和个体。例如对于工人来说，风险就是职业高危和失业风险；对农民来说，强制不规范非人性化的征地是最为严重的风险；对普通市民和中间阶层者而言，房子、就业、孩子教育、医疗等现实的潜在的开支巨大，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入贫困；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官本位、就业难环境下新的读书无用论无不困扰着他们的良心，还有亚健康、“过劳死”的隐忧；对官员群体而言，各方面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多。

　　目前有不少人将官员视为高危职业，其原因主要是官员面临着以下几种风险：

　　责任性风险。现在“一把手工程”越来越多，问责方面越来越宽，问责制度越来越严，压力自然大了。

　　道德风险。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和执行中的不力等原因，官员很容易在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下落马。

　　能力风险。对个体而言，部分官员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够，不能很好地履行和扮演公仆的角色，于是乌纱帽不保。

　　制度性风险。公务员框架内实施的各种政策本身带有各种“风险”。稳步推进的党内改革和政府改革，已经使得原本的铁饭碗变成“瓷饭碗”。日益加大的反腐力度和工作难度，使得官员压力渐增。

　　职业性风险。某些工作岗位的内容和属性，注定了它具有较高的风险性。例如经常与金钱、重大项目等打交道的官员，犯错误的概率就要高很多。

　　区别官员高危与普通职业高危

　　首先，一种是属于责任型公共权力高危，一种属于个人义务型高危。官员是社会公职人员，官员的作为更多地带有公共责任的性质，普通职业的高危则更多带有个人义务的性质。两者比较，一个影响面大，一个涉及面小；一个是公权，一个是私权；风险出现后处理的方式也不样。

　　其次，一种是属于发展型高危，一种是属于生存型高危。官员的高危，更多的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履行社会公共责任过程中出现的高危，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它属于发展型风险。而建筑业工人、采掘业工人、农民等则是典型的生存意义上的高危。

　　第三，一种是弹性高危，一种是刚性高危，改变的可能性和操作空间很不相同。对于官员的腐败型“高危”，体制的漏洞和不健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种高危可变因素多，改变余地大，属于弹性高危。而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无论外界条件如何变化，这种高危状况不会有很大的改善，这就是刚性高危。

　　第四，一种属于主动性高危，一种属于被动性高危。官员落马的高危，从发案规律来看，最为普遍的原因就是个人没有抵抗住各种高风险的诱惑，是一种可选择的主动性高危。而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由于供大于求、老板心黑等原因，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被高危”。

　　为官高危暴露中国吏治存在问题

　　风险固然令人担忧害怕，但积极地把压力变动力的风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为官的压力和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情况。

　　为官的高危在当下无疑暴露了中国吏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也反映出了一个积极的趋势，那就是公众的监督、党和政府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且成效显著。党的反腐倡廉工程、网络社会的舆论监督、各种净化党风政风的积极行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全方位的官员监督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岗位的高风险对百姓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