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历复杂，下过乡，串过联，当过兵，说过书，主过持，演过戏……他兴趣广泛：收藏、话剧、京剧、相声、朗诵、跳舞、器乐……他说自己一生可用“顽、痴”二字概括。现在，王刚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了这本书。不逃避、不掩饰、不夸张、不矫情；真诚、真挚、真实、真心、真情！和您分享他的成长故事、传奇经历、生命感悟、成功喜悦，以及不为人知的无奈和辛酸。

　　[上期回顾]

　　我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并且还是近距离的。可是毛主席和我印象里的有点差别，这时的他显得有点苍老和焦虑。而且只是漠然地瞥了我一眼，我就被人从后面拎走了。

　　我在唐山说相声

　　7月28日凌晨，我在北京西苑旅社（现在的西苑饭店的前身）3号楼三楼一个房间里睡得正香。

　　突然，一阵猛烈的摇晃把我弄醒。我一下惊坐起来。我的床在晃动，旁边的桌子在晃动，整个房间在嘎嘎作响。我刚说了“地震了”，就听到走廊里已是人声鼎沸，狂叫的声音、跑动的声音，乒乒乓乓，乱成一片。

　　没多久，就接到命令，奔赴唐山慰问演出。到了唐山，已是8月中旬。那里早就驻扎了许多抗震救灾部队，解放军在当时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确实是一支英雄的军队，32年之后，我们又在汶川看到他们英勇的身姿。如果说在北京时，那猛烈的一震对我仅是虚惊一场，甚至还可以带着玩赏的口吻谈论他人的失态狼狈的话，那么亲临唐山则完全换了一种心境。

　　至今想起，心还在发抖。这是黑白之界！这是生死之界啊！

　　城中空地堆起许多小坟包，没有墓碑，更无花圈，有的竟然露出死者的断臂残肢，大约是被野狗扒开咬过。显然是来不及挖坑掩埋，只有暂时在平地堆起个土包了事。城中几乎见不到一座完整的建筑物，半截的水塔、电线杆东倒西歪，楼房像断了脊背一样悬而不倒，钢筋、水泥柱任意裸落，悬而未落的楼板、龇牙咧嘴的围墙，对救援人员形成新的生命威胁。街上的人行色匆匆，表情木然。

　　从地震的第一天开始，与死亡相伴的各种疾病也在袭来。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那些天，唐山的天气格外干燥憋闷，空气里总是飘浮着一股难闻的味道。苍蝇蚊子成团地乱飞，还有从废墟的缝隙里钻出来的老鼠，也是成群结队蠕动爬行，仿佛世界末日的图景。

　　为了防止瘟疫，只有借助飞机从空中喷洒药物。从早到晚，飞机不停地在市区上空盘旋。每次飞机过后，不知什么药粉，如雨般飘落。我们住的大帐篷的篷顶上，就随之落下一层死苍蝇，黑乎乎的一片。在那之后，我从未见过这么多苍蝇。

　　作为带有特殊使命的演出队，我们曾接到一个“分外”任务，去一个被震塌了的冷冻仓库抢险。那是一座四层的水泥建筑，如今成了一层。里面原存有大量鱼肉和成袋的蛋粉。

　　这是什么“任务”啊！随着电锯冒着火花将连着断裂的水泥板的钢筋锯断，我们冲上前去，用木棍铁锨撬开水泥板，再往外拉扯那早已不成块儿的烂肉。虽然人人戴着三四层口罩，还在上面撒了不少酒精，但也无法挡住那浓烈的臭味，眼睛给熏得难受，不时抖落掉爬到手上蠕动的蛆。许多天过后，见了碗里的肉都恶心……

　　当然，我们此行主要的任务还是演出。来唐山前，我曾经想，在那里，几乎家家都死了亲人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有兴趣看节目吗？能热烈鼓掌吗？能开怀大笑吗？但是我错了。每场演出都获得极大成功，甚至观众的反响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热烈。这虽然令当演员的我欣慰，但我仍觉得有点不对味儿，唐山人就如此无情如此麻木吗？

　　一场演出结束，我终于耐不住，拦住一位中年汉子问：“您是本地人吗？”他点点头。

　　“我们的演出，你喜欢吗？”

　　“当然喜欢。”他带着淳朴的表情回答。

　　“您家里没有遇难的吧？”话一出口，便觉唐突。可对方却不介意，他只微皱了一下眉头，很快地答道：“我们唐山人几乎家家都死了人。可你们大老远来了，我们能哭着看你们的演出吗？”

　　我一时无言。那一年夏天，我在唐山说相声。我们慰问了唐山人，唐山老百姓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却给我上了一课，一堂关于生与死这个大主题的课。我从唐山人身上解读出了一种以前从没有体悟到的东西，在那个节骨眼上，谁都不要奢谈“拯救”，拯救，首先要拯救的是自己。

　　电台往事

　　有人问：你总是以淡然的口吻讲“曾经”，那，难道你在从艺路途上，心目里没有偶像吗？没有师承过哪个人吗？偶像，在儿童时代有过，谁都有过。师承？当我步入这个行业以后，可以这样讲，我没有具体的宗师。我可以虚心向每一位前辈、每一位因其独特性令我印象深刻的明星学习，学习无所不在，“拿来主义”也时而为之。这种学习多半是潜移默化式的。

　　袁阔成老先生，就是我在“电台往事”中邂逅的老师。我搞传统长书时，心中的“范儿”不是别人，就是袁先生。记得当年有几次他在沈阳演出，我专程去看，那时候他在营口（尽管他是北京人），后来才调到北京的。我去现场听，琢磨。学的就是他的“口儿”，按照行话说，他的“口儿正”。

　　1979年夏，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牛虻》，住招待所。真是巧得很，我们俩被安排在一个房间。

　　袁阔成是这样一个人，从气质和相貌看，也就北京任何一个老胡同你都能见到的一个普通长者。国字脸，浓眉毛，大眼睛，透着精气神儿，透着随和，恬淡。对于袁先生，我是通过观察来学习的。之所以对他有深切的印象，不仅是因为曾经凑巧同居一个房间，而是袁老先生那种透到骨髓里的平淡的品质，让我有所得，有所感，并铭记“有所为有所不为”之可贵。

　　我的生活节奏和袁先生截然不同，再加上我那时年轻疏于自理，有点“没心没肺”，可把袁先生折腾得不轻。每天我睡得晚，他老人家睡得早，早上我起不来，整个一个节奏“错位”。

　　我懵懂醒来：咦，谁在床边点了一盘蚊香？再一看，袁先生在那安详地熟睡，再低头看看蚊香，明白了。内心那份感动……

　　第二天面对袁老师，我说不出别的来，只是说：“袁老师，谢谢。”袁老师淡然一笑：“没什么，你年轻，肉嫩，蚊子肯定先奔你去，熏晕了，就不咬我啦。”

　　袁先生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他身边的年轻后生“大刚子”就是一个熟悉相知了很多年的同伴。他是那样不经意，弄得我，说个“谢”字都觉得不自然，别扭。

　　白天我们各自工作：我在那儿动笔做删节和上下文字串连；袁先生呢？就弄一张纸写两句话，互不干扰。他上午录，我下午录，因为他上午能起得来，我从来都是下午或者晚上干活。

　　袁先生的工作方法很特别，大部分时间都静坐在那儿，有时候唰唰两笔，走之前又看了一眼那张纸。我不禁好奇：“袁老师您……就照这个来？”

　　“啊，有几处提示一下，转折的。”他半阖着眼皮淡然答道。

　　我呢？得认认真真地把书中文字整理了，从头到尾整理，干的活一多半都是文学编辑干的。而袁阔成先生则是“心中有书”。

　　行里人概括先生的表演，四个字：“漂俏帅脆”！他把一门“说”的艺术变成讲究气音字节手眼身法的“全身艺术”。正因如此，他的每一个吐字都含着激情，极一般的话到他嘴里，都透着滋味儿，有情趣。

　　在京和袁阔成先生“同寓”的那段时间，是我从艺生涯中的温馨回忆。从袁先生身上，我见识了一种境界，一种纯粹的平常心。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