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历复杂，下过乡，串过联，当过兵，说过书，主过持，演过戏……他兴趣广泛：收藏、话剧、京剧、相声、朗诵、跳舞、器乐……他说自己一生可用“顽、痴”二字概括。现在，王刚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了这本书。不逃避、不掩饰、不夸张、不矫情；真诚、真挚、真实、真心、真情！和您分享他的成长故事、传奇经历、生命感悟、成功喜悦，以及不为人知的无奈和辛酸。

　　[上期回顾]

　　小时候的我特别调皮，经常欺负同学，最终差点被学校退学。就在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且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从此我开始转运了。

　　我见到了毛主席

　　那一天，我一生难忘。那是1966年8月31日。天刚亮，我们这些睡在大通铺上的外地学生便被叫起，抖掉满身的干草，匆匆吃过早点，便由当时还算北京西郊的马神庙步行赶往天安门广场。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聚集在那里等待毛主席的检阅。

　　这是他老人家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而第一次是在8月18日。

　　刚进广场坐定，我就发现这次和上次不大一样。“8·18”的场面从报纸上见过，毛主席只在天安门城楼上远远地向密密麻麻的红卫兵们挥手。而这次广场上却留出了车道，道路两旁由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将学生们隔成了一个个方阵。莫非毛主席要下来？我猜测。若真如此，我可不能傻坐在这里。想到此，挤在方阵中间的我便开始一点点往边上蹭，一直到我能嗅到眼前一个战士的臭胶鞋味儿。

　　直到下午2点左右，“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炸雷般响起，原本席地而坐的我们“呼啦”一下全都站起来，向前拥去。战士们手拉手，如抗洪抢险般堵住汹涌的人潮。

　　毛主席真的从城楼上下来了。他的车离我越来越近。伟大领袖的敞篷吉普车离我只有四五米的距离了，我一下子扑向我前面的解放军警戒线。紧接着，后面几个红卫兵也跟了上来。秩序一下就乱了。

　　我拼命挣脱了一个紧抱住我的战士，一个趔趄跌向主席的车前。车停了。我发现我的双手正扶着那辆崭新的北京吉普的右前灯。我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多少年后，我听曾同在沈阳军区文工团的黄宏说，当年他才七八岁，老听人讲“韶山升起红太阳”，于是真的以为每天早晨太阳都是从韶山升起。我虽不至于如此天真，但对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我曾设想那必定是感受温暖、沐浴阳光、挥洒金色、庄严神圣的一刻。

　　然而当我亲临这一刻时，我不能不说，感觉有些异样。我看到的是一张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脸，比我在新闻纪录片中见到的显得苍老疲惫得多，甚至略有些浮肿。解放帽下，那明净的前额渗出滴滴汗水，一片汗光晶晶，下巴正中那粒有名的痦子也黯然失色。肥大的绿军装依然遮掩不住微驼的背，还有顶在车护栏上的肚腹。老人家神色庄重从容，却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

　　那一刻，我盼望他能看我一眼，毛主席果然看了——不，确切地说，是瞥了我一眼。他只瞥了我一眼，那眼神是漠然的，似乎我并不存在。我渴望这幸福能够多延长一些时间，我期盼他老人家能再看我一眼，我更奢望能面对面地聆听“最高指示”……

　　一只手拽住我的后脖领子，死命地往后拉，旧军装的领勾儿勒得我喉结生疼。我终于跌坐在警戒线的后面，头撞在一根灯柱上。等我的满眼金花散尽，我才看清我身边的一面红旗上写着：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

　　忽然间，口号声小了，一个略带嘶哑却十分高亢的声音回荡在耳边：“红卫兵小将们，同学们，请散开，请注意主席的安全……”我连连跳起，终于看清，那是周总理在喊。他已经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很快，学生们退回到各自的队伍中去。主席的车缓缓启动。车子一辆辆开过，我依次看到后面的康生、陶铸、朱德、江青、陈云、邓小平、刘少奇……当时我能将名字与长相对上号的也就这么几位。

　　那天，直到太阳偏向人民大会堂身后时，红卫兵百万大军才陆续散尽，广场上遍布踩落的鞋子。

　　边防旧事

　　一望无际的森森树木，莽莽野草，蜿蜒起伏的山岭，东北林子，以它的深远和广袤著称。只有到了那儿，你才能体会到滴水成冰的寒冷，和经久不化皑皑积雪的壮观，真可谓是雪岭冰峰，绵亘千里。

　　20世纪70年代，我们频繁下部队演出。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在茫茫白雪中，不时能见到一个个手持步枪的战士，远远望去就像一棵棵挺立的白桦树……

　　26年间，由于经常下连队慰问演出，东北几千公里的边防线我几乎都走遍了。

　　那些年，中苏边境线我去得最多。我们演出队一到黑龙江或乌苏里江边，就爱爬到大架子上。所谓大架子，就是为监视敌方沿边界搭起的高高的瞭望塔，顶上有个小木屋。那上面通常站着一个或两个哨兵，用40倍的望远镜眺望对方，而经常看到的是苏联哨兵也在用望远镜看着我们。

　　他们的武器装备要比我们好一些，冬天还有取暖设备。据说，我方也曾出于对战士的爱护，一度曾想在那高高的小木屋里生炉子，可某处大架子不慎失了火，半夜烧将起来，远远望去，如点了天灯一般。为了维护国威军威，从此，战士宁可挨冻，也不再生火，甚至一根火柴也不能带上大架子。可谓苦煞。

　　大约在1974年，我随黑龙江省歌舞团和曲艺团到抚远慰问，由同江顺流而下。我们坐的是一艘民用客轮，船帮一边一个硕大无比的轮子，很像昆明湖边那个石舫，但却没它漂亮。好在我们这艘船能动，可走起来哗啦哗啦的，比老牛拉车快不了多少。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艘船竟叫“东方红”号。

　　说来也怪，尽管两国关系时松时紧，但在边境线上，两军的士兵始终还算友好。哨兵站岗是一种寂寞难耐的事情，尽管对方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但是总比和周围经常出没的野兽好交往。因此有时候双方也打着手势，或用一些相通的只言片语来聊聊天，解解闷儿。

　　在中苏双方战士之间常问的一句话是：“你是哪儿的兵？”——一般是打着手势，指着遥远的地方，同时做出一脸疑问的表情。通常来讲，苏联士兵好像都能如实回答。他们有的来自基辅；有的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人；个别也有从莫斯科入伍的。

　　而我方战士呢？不知出于什么心态，是自豪？还是上级的指示？反正通通回答“我来自北京”，弄得“老毛子”莫名其妙。

　　不知这些“老毛子”是太实在还是“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他们经常伸手向我方战士索要东西。用手比画着要烟啦，或一仰脖“咕隆咕隆”表示要酒呀。我方战士一般都很大方，就把自己抽剩下的烟、喝剩下的酒，送给他们。特别是酒，如果能甩过去一瓶没开封的高度酒，对方恨不得把手中的枪丢过来。

　　礼尚往来，他们有时也还给我们一些烟、酒，但是特别难抽、难喝。那些烟大多臭烘烘的，那些酒全是劣质伏特加，那味儿，如酒精掺了水，喝了还上头。

　　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但战士们多半还舍不得自己享用，往往把这些“礼品”珍藏起来，带回家去可以跟家里的人吹吹牛：“你看，我这里还有苏联人给的东西呢。”因为这毕竟是进口货，上面印着洋文，当年是极稀罕的。这种情况上面大约没有想到，人作为个体相互交往实在是难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