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仇人交给法律

　　此事在法律上没有太大的疑问，刘老妇的行为肯定不是正当防卫，那就是一个伤害行为，定性与否，怎么量刑，和小偷的受伤害程度密切相关，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

　　我认为，在我国的法律框架内，民意和对老妇这起事件中的“公序良俗”的判定，只能在量上面起作用，不能影响和改变定性。法官可以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到民意，可以作缓刑或免予刑罚的判决，但在程序上，不能推翻这样一个行为涉嫌犯罪的事实。

　　对一起案件中的一方抱有同情之心，非常正常，不仅是在我国，在全世界都有。但法治的精神又何在？对待一起大家都同情的案件当事人，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在面对具体案件时，法治精神能充分体现，就是最大的理性。

　　再谈“打死小偷”这种偏激的观点，我想说的是，在我国的上古时期，在没有法律的时代，“同态复仇”的现象和观点就一直存在，这个传统的思维方式延续至今。但这本应是在文明程度不高，国家和法律概念显性不足的时代的产物。

　　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和演变进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法律和“同态复仇”伴随、斗争的历史，更准确地说，就是斗争的历史。

　　而“同态复仇”还能存在，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也和一个社会当下的文明程度相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和法律概念所缺乏的原始思维。反对以暴制暴、防范暴力循环，正是一个国家刑法存在的意义和目的之一。

　　这也是刑法存在的意义：把仇人交出来，交给国家和法律，让法律制裁他，而不是任由民间无休止地复仇。快报记者 言科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