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清华大学发布一项调查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中提出了新的稳定思维的关键之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改变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制。（4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今天，我们就把评论的焦点对准这个宏大而微观的主题——维稳新思路，以探寻破解“维稳怪圈”的路径。

　　□王世奇（法学硕士）

　　当前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已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并进而引发出一系列社会矛盾，已经不是简单采用过去那种思想教育的老办法就可以解决得了的。这种时候靠什么？靠法治。一个法治不充分的地区，本来一件不大的纠纷或冲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都很容易激化为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干扰政治、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恶疾。在一些地方，官民剧烈冲突后抢尸维稳，成为当今一些县域政府治理的奇特现象。比如四川内江“死而复活”事件，本是死者家属与医院之间的冲突，政府也要出动警察抢尸，因为，“如果家属拿尸体要挟，真的把尸体抬到市政府门口，就变成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了。”各地政府在维稳问题“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下，陷入风声鹤唳的境地。另一方面，民众为了想让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也想方设法制造“威胁稳定的事端”，把事情闹大。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只能造成一种普遍的法治失序状态。

　　一个失去司法权威的社会将会是多么的可怕！而在一个法治国家，即使是普通公民与政府发生冲突，也有一个中立和公正的法院裁决，法院不会因为民众抬棺的悲情而偏袒弱者，也不会因为政府抢尸的动机而放纵权势的滥用。一切自有法治规则在统治社会秩序，民众守法行事，政府依法行政，哪里有凭一具尸体要挟社会正义的事？

　　作为权力主体和管理者，政府部门极易主观行事，而我国多年来又没有形成对政府行为的有效制度约束，所以必须将政府从决策到执行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如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地区在进行拆迁改造过程中，明显规避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征收的强制性规定，违反程序，降低补偿标准，只适用本地制定的对政府有利的拆迁补偿规范，不同程度地侵害农民及其他被拆迁人的利益，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当地政府即使是通过强制和高压，矛盾和纠纷表面上解决了，但会积聚民怨，迟早转化为其他社会问题。只有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社会上的违法行为得到惩处，社会才能够处于一种动态和良性的稳定。正所谓“维权才能维稳”。

　　目前我国需要构建四种机制，这就是权益保障、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有了这四种机制，权利得以认可、尊重和保护，诉求可以经由有制度保障的路径通达于当政者和社会，利益纷争可在法治的框架下协调裁处，冲突才能化解，这才是从根本上致社会于和谐、稳定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