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他的一生，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他是个军人，却像儒生，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经常奴役他的身体，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他叫粟裕。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

　　[上期回顾]

　　毛泽东从战争实际需要出发，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交给粟裕负责。毛泽东此举非同一般，也是对论资排辈的又一次无情摈弃。1948年5月，毛泽东在采纳粟裕“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办法后，干脆让粟裕做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长征中，毛泽东虽然高居中共中央的核心，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威，却被兵多将广的红四方面军一把手张国焘，当成不屑一顾的一碟“小菜”，进而几番“逼宫”，要求改组中共中央。

　　张国焘未能如愿后，索性孤注一掷，另立中央，说“此间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自封“主席”。他还公然把毛泽东正宗的中央降格为“北方局”，说“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多年后，毛泽东对此还刻骨铭心，心有余悸地回忆说，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毛泽东早年的人生，虽然“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但坎坷挫折不可谓不多，手中的“权柄”也几番易主。因此，当天下基本大定的1949年10月，毛泽东就给那些拥有兵权的方面军将领们敲起警钟，百战之身的刘伯承竟心里“直打颤”，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据《百年潮》记载：“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其实，这远不是毛泽东最早防备麾下方面大员“尾大不掉”之举。

　　解放战争中，他别出心裁设立的请示报告制度，就是未雨绸缪的举措之一，这当然也是必须之举。

　　1948年1月，国共还在相持状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方面大员掌管的远比当年张国焘强大的人马，不能不使毛泽东有所警惕，尽管这些经过延安整风（只有粟裕例外）的大员们还看不出丝毫苗头。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防患于未然，对全党、对方面大员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汉初三杰”韩信、彭越、英布天下大定后，很快就声名扫地，身死国灭，不就是刘邦的制度不健全，结果反而害了他们吗？

　　这年1月7日，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专门下达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以“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制度规定，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野战军、军区“头头”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但其实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

　　毛泽东有句广为人知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不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人难免有不认真的时候。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其他事情马虎一点好说，这一请示报告制度，绝不能马虎含糊。毛泽东把它当做了必须认真的典型。

　　林彪因为在朱毛争论、宁都会议这些毛泽东倒霉的时候，都有明确支持他的言行，因此从红军时期起，他就一直是毛泽东倚重的心腹爱将。即便长征中不耐烦跑路，竟然写信要求刚重掌红军指挥大权的毛泽东下台，将红军交给彭德怀指挥，毛泽东知道后，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爱怜之情，可见一斑。换上别的将领，大概早就坐冷板凳了。正因为此，林彪有点“恃宠而骄”。中央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下达六个月后，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但他一次也没动笔，更不用说报告了。此风不可长，该敲山震虎了！

　　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两千字的长长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

　　他毫不顾及情面地列举了林彪几个月来的拖沓表现：“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做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做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

　　这自然是林彪想蒙混过关的借口，用民间的话说是“骗鬼”。毛泽东当然不会做这样好骗的“鬼”，他直言说：“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邓小平与林彪、罗荣桓一样，也是毛泽东战争年代最信任、倚重的方面大员，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上动作敏捷，走在了所有人的前头。

　　毛泽东顺手拈来邓小平这个好榜样，继续责问林彪：“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刘邓在大别山“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狼狈处境，当然不是背靠苏联，一面受敌，自己兵力优于国军人马的林彪所能比拟的。想到自己给林彪配备了最强的人马，光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就有四个（彭真、高岗、陈云、李富春），而且都归他这个“小屁孩”似的中央委员统率，毛泽东越说越气，直接说林彪是毫无纪律，心里眼里没有中央：“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在南线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的粟裕，他远没有林彪这么受宠，头上还有个“代”字，个性又天生不事张扬，当然谨慎本分多了。

　　12月31日这天，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已成瓮中之鳖，战事稍微缓和下来，粟裕便将华野在淮海战役中的主要思想情况，骨干与干部问题以及作战供应问题写成一份报告，上报给毛泽东，以作为补交的11月份“作业”。报告是毛泽东很宽慰的内容：“淮海战役发起前后至今，部队情绪始终很高。”又过了两个月，进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1949年。

　　如果说学校里能及时上交作业的学生就是优等生的话，那么粟裕“同学”实在“不合格”，期末评选“三好学生”很成问题。他新年1月该交的综合报告又不能如期完成了。因为淮海战场持续紧张，杜聿明二十万人虽然被死死包围，但这一大坨“肥肉”要囫囵吃掉，还是很劳神费力。因此，粟裕在1月10日给毛泽东发出“子恢电”，又请求推迟上报。就在第二天，中原野战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又做了粟裕的榜样，按时向毛泽东发出了中野的综合报告——《（中野）关于淮海战役部队情况报告》。报告说：“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大概有仗在打，总不会动“拥兵自重”“歪心”的，毛泽东不但答应了粟裕，没有叫他向中野的前委书记看齐，相反还和颜悦色、正儿八经在1月12日的回电里称他“同志”：粟裕同志：子恢电悉。同意你推迟做1月份综合报告。

　　毛泽东的电文虽短，却饱含亲切之情，算是对这位辛劳的淮海战役第一功臣的抚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