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笑，这是发生在21世纪真实的事情，这是发生在法治时代荒谬的事情。什么是法治精神？简而言之，对公民来说，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对政府来说，是“法无授权不得为”，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绝对不能去做。法律授权睢宁县这样做了吗？没有。人大代表对睢宁县这样做进行表决了吗？没有。是因为民权的让渡才有了公权，是因为公民的纳税才确保了政府的运转。在法理上，只有公民随意评价政府的权利，却没有政府随意评价公民的权力。可见，睢宁县这样做，是没有丝毫合法性的，是典型的公权越位。

　　其次，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民风，重在建设；好的民风从来都不是“严管”出来的，不是通过打分评级形成的。依靠对“良民”、“顺民”的些微“优先考虑”，对“草民”、“刁民”的“从严把关”，就可以实现良好民风，县委书记也未免太天真了。“严管”的本质是“威胁”和“压迫”，理论出发点是人治思维的“行政权力至上”。而现代社会，强调“自由”和“自觉”，强调道德召唤和法律依据，理论出发点早变成了法治思维的“法律至上”。“严管”从来都不是长效机制，“严管”的结局，无外乎在“沉默中”悄然结束，或者在“爆发中”被迫中止。

　　在个人征信焦虑的氛围里，立法先行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切忌“拍脑袋”决策，公权越位推进。否则，就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没有规范个人征信，就先失去了公权威信。

　　贱言献车（湖北武汉 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