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章女司机有不接受采访的权利，“违章者给城市丢脸”这样的论点，也与新闻伦理不符。媒体对普通人的曝光和监督，还是温和一点、敬畏一点的好，对权力呢，则应该越勇猛越好。遗憾的是，很多时候，这个顺序恰恰是倒过来的。

　　“贵州违章女司机当街暴打女记者，连扇多个耳光”，听起来很恶劣。

　　看过报道，觉得情况还不像听起来那么糟糕。无论如何，女司机打人是错误的，不过，冲突实在可以说有“愤激”的因素。

　　3月24日的《华商报》报道说，违章女司机被交警拦停，贵州电视台记者采访这名女司机，女司机始终不面对镜头。女记者追问“贵阳正在‘三创一办’，你这样的行为是否给贵阳市丢脸”，女司机于是爆发。

　　女记者“丢脸”一说刺激了当事人，这个提问应该说是不符合专业水平的。

　　从深处说，这个冲突涉及到新闻职业的伦理问题。一个司机违章被交警拦停，有接受违章处理的责任，没有接受采访的义务，更有不出镜的权利。女司机始终不肯面对镜头，没什么不妥。记者更不应当对被采访者使用贬低性评价的语言，问违章女司机是否“给贵阳市丢脸”，有违职业要求。

　　记者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或价值标准，例如她可以认为女司机违章损害了贵阳的形象，甚至“给贵阳丢脸”，但她应当知道，这只是自己的评价，而不是事实，更不能拿到报道里去说。事实只是女司机违章，仅此而已。

　　更进一步探问，一个司机违章就是给一座城市丢脸，这个认识也未必站得住。违章就是违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上升到“给城市丢脸”的高度，我看是过当的。违章接受处罚，不意味着当事人的其他权利也要丧失，包括隐私权、人格权。“丢脸论”、强迫采访、强迫面对镜头，这样的记者言行是不应该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闻对普通公民的随意对待，很容易对市民行为“曝光”，并名之为“监督”。这种极为安全的“监督”，往往带来权力对公民的过度施行，产生“强力整改”的效果，此时“监督”到底是监督权力，还是监督普通公民，变得模糊了。新闻还很容易在“监督市民”的过程中损害普通人，例如交警部门公布长期不清缴罚单的市民，媒体就用“电子眼老赖”来称呼那些人，媒体怎么能确定那些人是“老赖”，是否可能罚单未接到，是否有类似在一个道口反复被罚上万元这样的可能？有些媒体是不考虑这些的，对普通人是不会如此谨慎的。

　　媒体对权力又是否能如此勇猛呢？有些媒体对权力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对普通公民则勇猛无边，那么，它就不是“正义”的载体，而是欺软怕硬。

　　贵州电视台有关人士表示，女司机打记者这件事，“已经引起了贵州省、贵阳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公安部门相关人士已表示，将严肃处理此事”。领导高度重视、公安严肃处理，事情怕是会“从重处理”。我想，还是公平处理吧，如果能认错，宽恕那名女司机更好。记者碰到的不是黑社会，不是跋扈的官员，只是一个女司机而已。（作者系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