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一经推出，引起了不少关注。其中的焦点，便是如何解决公立医院看病贵，名为“公立”实则“营利”的不合理局面。类似的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当奥巴马的医保方案在众议院引起激烈争辩时，美国的制药商却乘机哄抬药品价格，老百姓怨声载道。

　　医疗改革，无疑是世界各国最难以推进的改革，其主要的症结之一，便是药物价格。这也是阿德里安娜·佩特里纳等学者在《全球药物——伦理、市场与实践》一书中向人们发出的警告：在制药行业日益成为全球利润最高的一个行业之时，医疗药品却悄然褪去了它最初纯粹的医学属性，而愈发具有一种现代商品的性质。全球的制药市场，正在令人浑然不觉地把疾病、个体幸福、公共危机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与药品的商业化密切地维系起来，成为一个不间断转动的利益助推器。

　　现代的制药业发端于19世纪复方药物的批量生产。当时的科技水平，已可以将吗啡、奎宁、马钱子碱等生物碱分离出来，投入生产。及至二战期间，青霉素和链霉素等新品种抗生素药物问世，数百种各类复方药获得专利。这使得制药公司在战后摒弃了以前主要依靠转让专利使用权的获利方式，而集中财力和人力自主研发药物。

　　据统计，2003年，全球制药业的销售额已达5000亿美元，这其中就有一半来自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制药公司。为了达到最高的效率，这些制药公司普遍的一个做法是，将药物的研发和临床服务外包给一些独立的科研机构，此外，药物的生产、广告、销售等业务也在不断被外包出去。

　　这些合同研究机构和销售机构对全球制药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本书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参与药物临床试验的人数做了统计，答案令人吃惊。在低收入和欠发达地区进行的跨国药物研究组织，其临床研究对象的数量增加了15倍。

　　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媒体曝光了某些制药公司利用犯人做实验对象、进行药物试验的丑闻后，美国民众对临床医学实验非常反感。这迫使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世界上其他的欠发达地区，以及医疗相关法规相对不完善的地区，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免费实验对象。1996年，美国辉瑞公司在尼日利亚发售曲氟沙星和头孢曲松钠以治疗当地的细菌性脑膜炎，实则暗中对这两种副作用极强的药物进行临床试验，最后的结果相当悲惨：有11名当地儿童服药后死亡。

　　制药公司在疯狂研发新药的同时，也通过广告、宣传的手段，不断向社会灌输一种“疾病来临”的信息，让人们对药品的消费形成一种依赖。最典型的，便是本书中对制药公司如何“重新发明”了抗抑郁症药物的记叙。套用一句名言：世间原本没有病，吃药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病。虽然抗抑郁症药物广告上的主角年龄越来越轻，但抗抑郁症药物本身却是一个“旧瓶”。据统计，不少上世纪90年代的抑郁症患者，其实是由10年前的焦虑症患者“演变”而来的。医学界鼓吹抑郁症对个人及社会的危害，实际上是替药物制造商为价格更高的新一代血清素类药物造势，而这类药物，本质上与老式的镇定剂没有什么区别。

　　正当这类“换汤不换药”的“伪药物”消耗着巨大的社会资源时，我们却看到，在乌干达的15万艾滋病患者中，只有1万人有机会得到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在印度，不少患者需要通过层层的“找关系”才能得到需要的药物；在肯尼亚，由于缺医少药，国有医院甚至让患者自行按处方抓药……

　　最不公平的要数这些贫穷地区人们的遭遇。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国际药物试验的“小白鼠”，但高昂的药价却使得药品成为了富裕地区人们的消费品，真正能雪中送炭的、有效的药物并不能到达穷人的手中。而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急切需要药物治疗、救助的人群。

　　谁的生命值得拯救？这在今天已经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它还是政治的、经济的、市场的问题。但归根结底，它是一个道德问题。孙骁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