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原纪检组长郭汝斌就“毒奶粉”事件发表看法：追究责任到不了部委，只会到企业为止。这句话让人惊诧莫名。

　　郭汝斌的理由是：毒奶粉涉及很多部门，各有各的账，严格来说是食品监管机制出了问题，所以说不能简单讲追究责任。再加上我国问责制度还没有确定，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追到哪一层级的干部，没有确定。

　　（3月11日《新京报》）

　　我很努力地想去理解郭汝斌“不能简单讲追究责任”一说，但却怎么也无法理解他的逻辑——事情闹这么大，这么多人受害，不追究责任，追究什么呢？问责制度没确定的说法就更奇怪了——2009年7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对问责的力度和启动问责的情形，都已经规定得比较详细，身为前任高官的郭汝斌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之所以抛出所谓的“追究责任只到企业”论，恐怕是想制造一种错误的舆论，为那些毒奶粉事件中失职的部门推卸责任。

　　毒奶粉事件当然暴露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机制问题，但机制出了问题，并不代表所有的监管者都可以免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出了再大的事，都可以把所有责任塞到“机制有问题”这个大箩筐里，那不就等于再也没有官员要承担责任？前几天，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关于毒奶粉事件一定要追究失职部门的责任，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这话听着挺提气。但在节骨眼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郭汝斌却冒出“追责只到企业论”，实在让人惊诧莫名。这样的逻辑，其实是把监管者当做没有判断能力和是非观的工具，进而彻底让他们处于免责的地位——不管出什么事，往机制漏洞上一推，自己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毒奶粉事件必然是要问责的，但在责任认定中，到底怎么区分“机制漏洞”和“监管者失职”，的确应该好好考虑？如果把绝大部分责任都归咎为机制漏洞，那么，这样的问责必然是会引来非议的——大家心里都清楚，毒奶粉得以卷土重来，在各个监管环节面前畅通无阻，那可不是“机制漏洞”的事。

　　（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