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刚刚抚摸到圆润的钱缘，皇权就试图主宰天下财富，历代币制更迭的背后不过是一场封建统治者分配财富的游戏。统治者手中的刀枪真能主宰财富吗？五千年历史长卷中，每当皇权自认为可以统治金钱，便会被金钱反噬。一次次战乱的背后都有财富原罪，但一次次盛世辉煌何尝不是顺应了货币天道，所谓数字时代的“0”与“1”不过是在得失金钱之间徘徊。

　　[上期回顾]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用你不愿意听到的话说，金融永远用你的钱为比你更有钱的人服务。

　　货币起源于交换，也就是贸易商业，后世金融工具则皆源于货币。

　　秦统一六国后，嬴政宣布：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之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只有黄金和秦国“秦半两”是货币（重12铢，约8~10克），其他的全不算数。

　　嬴政应该知道：只有统一货币才可能形成真正强势的中央权威，才有可能真正集中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经济和军事），才有可能真正统一中国。不过，对嬴政来说，屁股还没在帝位上坐热，就统一货币，基本上只能靠想。六国我都可以消灭，还消灭不了钱币？确实消灭不了，货币源自不同地区的经济演进，而现在的军事力量对前世风俗根本就无能为力。货币统一本是拓展商业必经之路，若将世俗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未必就有好的效果。

　　很多人认为，嬴政统一货币“压制了商人私欲，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么说的人，在经济学造诣上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白痴水平。压制商人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联系吗？答案是：有，不过正好相反。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票证年代。

　　事实上，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货币的意图从未执行，现代考古发现，秦半两和六国货币同时出土，世俗权力想断绝原有货币关系，嬴政和他当时的行政框架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原因如下：

　　首先，当时六国货币经过数百年流通，在当地显然比秦半两更有信誉，秦半两不被接受也就在意料之中；其次，更重要的是，胡亥任皇帝后三年，陈胜、吴广扯旗造反，公元前207年胡亥灭国亡身，统一的秦朝仅仅存在了14年。

　　六国货币并未随着秦国兵甲消失，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但不能消灭本就与人类进步息息相关的货币，更不能消灭思想。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权力决定。要改变货币制度，必须改变当地经济结构，甚至改变当地风俗，这些都不是兵甲可以做到的。

　　建立西汉后，刘邦似乎觉得“秦半两”太重，将重量由12铢减为3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更令民铸钱）。不过，很快秦半两和六国铸币就变成了不足半铢的“荚钱”，荚本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的含义相近。市面物价飞涨，于是“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允许私人铸币，并非由于刘邦比较大度，说秦半两太重更不是理由。依靠货币作为斗争工具，是要靠实力说话的，刘邦的登基大典连四匹纯色的白马都凑不齐，其穷困可见一斑。实际上，刘邦只对15郡有治理权，其他30郡均在豪强手中。就是刘邦不让他们铸钱，估计这些人也不会听。汉初，刘邦还要剪除韩信这些功臣，对自己的嫡系部队“丰沛功臣”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祖八年，大概刘邦对私铸货币已经忍无可忍，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实力。刘邦手下没有中央银行，不能提高准备金率；刘邦的方式是颁布《盗钱铸令》。结果令刘邦失望，就是在他统治的15郡内这个法令也未能执行，何况在诸侯的地盘，4年后刘邦在平定叛乱中，中流矢死掉了，《盗钱铸令》始终是一纸空文。

　　到汉惠帝在位，同姓王终于替代了异姓王，朝廷和地方势力的斗争由此演变为汉室宗亲窝里反。货币正式成为重要工具。

　　斗争一方的主角是吕后。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吕后下令禁止“铸伪钱”；惠帝五年再次重申不准私铸，朝廷统一铸八铢钱。问题是，这个时候，诸侯在国内连军队都可以操练，不准私铸货币？说给自己听听好了。你颁你的令，我铸我的钱。又四年，吕后不得不自己铸“荚钱”。

　　吕后死后，汉文帝（刘恒）即位。诸侯照样铸币，刘恒照样没办法。

　　公元前157年，刘恒驾崩，其子刘启即位，刘启是个很有理想的人，他想继承老爹的遗志，加强中央政权。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上书《削藩策》，建议景帝用军队讨伐私铸货币的诸王。斗争终于超出了铸币之争，也就是所谓的“七王之乱”。

　　不过，这里要提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汉朝币值更替对民间交易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还是八铢，民间交易始终按货币实际重量交易，无论面值、无论谁铸的，先拿来称。私铸与否，损益最终都体现在皇室。

　　平定七王之乱后，又一个猛人登场了，他的名字叫刘彻，俗称汉武大帝。

　　刘彻登基后废除了郡国，再也没有势力可以直接挑战皇权权威，刘彻从此开始幸福的皇帝生活。很多史籍中汉武帝被描述成一个英雄，刘彻确实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过，他确实太猛了，连年征伐，花销很大，登基后4年不但花光了文、景朝以来40多年的皇室积蓄，而且让一半中国人到战场上把命送掉了。没钱，刘彻又开始在货币上动脑筋了。

　　首先，刘彻宣布，凡是铜都收归他所有，各地异钱和铜材一律运到京城由他安排用途（上收铜，勿令布）。如果谁敢再私铸，办法也很简单，直接砍头（盗铸金钱，罪皆死），实行肉体消灭。虽然可以私藏铜材，虽然可以偷偷铸币，但风险实在很大，私铸货币确实减少了许多。

　　然后，他把荚钱定为法定货币，推行三铢钱，把铸币的好处全都搂到自己腰包里了。三铢钱本来就是一种不值钱的“钱”，但刘彻的行为充分说明，没有最不值钱的钱，只有更不值钱的钱。

　　他又发明了更不值钱的钱——“白金币”。

　　白金是银锡合金，按实物估算白金币币面值是实际价值的9倍。皮币就更离谱了，所谓皮币就是一张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值40万钱。

　　由此，富豪盗铸白金币成风，至少刘彻只是没收铜，没有没收银。因为，铜在百姓而银在官家。刘彻来自铸币的收入迅速减少，虽然刑罚很严厉（坐死者数万人），但900％的利润率确实太高，大家仍旧前仆后继。

　　终于，刘彻自己也感觉到这种办法行不通，在货币面前，伟大的汉武帝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铸行“五铢钱”。五铢钱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突破，皇权在货币规律与剥夺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加上刘彻已经垄断了铜的生产及存量，基本上五铢钱在刘彻当政后期能够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

　　在货币层面（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完整意义的金融），先秦时代是生产与交换的完美结合，世俗权力既然没有达到统一，便不可能以权力约束货币流通。齐刀、楚贝、秦布交相辉映的背后是古人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这种追求虽然会公然诉诸于武力，然而并不可耻，因为春秋五霸的征伐，锋利箭镞的背后同样是双方经济进程的竞争。这种竞争对世俗权力和居民都存在公平性，当权者为了获得经济实力必须减轻掠夺，因为居民也可以选择迁徙来逃避。

　　在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秦汉时代，皇权开始主宰经济进程，自此，中国历史开始缺乏竞争制约，也必然使世俗权力从创造转换为掠夺。当掠夺超过极限，小农接近灭亡，就会演化成为暴力反抗。暴力反抗以破坏为手段，摧残世俗权力，同时也摧残经济进程，而每一次暴力反抗中最先遭殃的就是货币。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权力周而复始的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