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上，为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的王全安颁奖的是余男，在颁奖前，她说：“这个世界真得很小，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分开，我们又会在同一个地方相遇”，话语里藏了《团圆》的片名，也影射他们两人的生活轨迹——三年前凭《图雅的婚事》得到金熊奖的时候，他们还在一起——然后是得体的拥抱、各自接受采访对对方进行褒奖。两个人虽然分手，但却没成陌路，依然能够温和注目，落落大方地谈及彼此。

　　这种结果毫不意外，人在做出最初的选择的时候，就已经为将来的一切走向埋下了伏笔。据说，王全安在十一年前选中余男出演《月蚀》，是因为他在电影学院路过一间教室时，看到老师正在批评全班学生，“其他人埋头不语，惟有一个女孩子昂头注视，目光里全无惧怕”，那正是余男，而另外一种说法则是余男正在和老师据理力争。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甚少出于私利的，即便他们的感情后来超出工作关系，但余男的成就证明了他动机的纯洁性，证明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冲着别的目的去的。在当下的电影环境里，这样的自信，简直是惊心动魄的。

　　人们常常将他俩和张艺谋与巩俐进行比较，事实上，他们两对颇多相似之处，比如，柏林电影节都是他们的福地，巩俐和余男都扮演过底层妇女2000年，张艺谋携《我的父亲母亲》赴柏林参赛，担任评审团主席的正是巩俐，而那次，张艺谋得到的也是银熊。而王全安和余男也不避讳承认这种相似，两个人分工明确，一个负责肯定张艺谋：“《三枪》不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另一个则负责夸奖巩俐，在无数次采访中表示，巩俐才是她学习的榜样，是她的目标。而这种赞美的最核心部分是巩俐的成功方式：“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以她这种体面的方式赢得世界，而不是以其他卑贱的方式。”

　　中国影人所欠缺的，恰恰是这种体面的方式，“泼墨门”最令人心惊之处也在这里，它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影人在立身处世的方式上，和上世纪的长三堂子工作人员并无区别，在人际方式上也毫无进步，这种事披挂着娱乐的外衣，却给社会以结结实实的创伤。

　　王全安和余男却属于疗伤系，他们昭示众人的、努力奉行的是一种较为体面的方式，结结实实的工作、温和正常的感情，作品内容也从来没有离开中国的现实，这种方式也照样使他们获得了成功。尽管这种成功还不够普遍，但至少印证了它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