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自称，自2006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重新发现社会”之后，就试图以此为主题写一本书。现在《重新发现社会》出版，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熊培云提供了一个机会。

　　熊培云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词。何谓“社会”则很难定义，熊培云是放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框架下去理解的，只是在少数情况下采用了“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正是在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下，我非常同意他对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保卫社会，免受国家权力的侵袭。这一点无论左右都无太大分歧，当然那些国家至上主义者除外。

　　因此，“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可以存而不论，我们单说“市场与社会”。关键在于，市场会不会像国家那样对社会形成一种压迫与伤害？左右两派对此有分歧，右派坚信用市场原则去统摄社会，而左派则认为，市场可能会吞噬社会。

　　熊培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回答，不过，他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曾经引用了法国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的一句话：“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这里流露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冲突的意思，可惜的是他对“市场与社会”的命题并未展开充分论述。

　　如果忽略“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往往会陷入自由市场分子对市场的过度迷信，他们眼里只有“市场社会”，极端者如哈耶克的信徒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社会是不存在的”。为什么“社会是不存在的”呢？对此，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传人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认为，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误解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因为它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判断社会事件的”。

　　波兰尼认为，由英国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斯品汉姆兰法”和“济贫法”等多重“虚构”手段，假“市场自由调节”之名，把自然、人、金钱等生产要素化，由此构造了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被扭曲为市场化的社会，人类于是成了经济的附属物。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撒切尔夫人眼里只有市场没有社会了，因为市场已经吞噬了社会，社会变成“市场社会”。

　　19世纪的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里塑造的托马斯·葛擂硬，就是“市场社会”的典型代表，他的这段自白也是我们今天遭遇的真实写照：“我口袋里，先生，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在社会关系领域之外，同样可以见证“市场社会”的可怕之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公司在不断地课以大众“看不见的税”：环境污染、侵害员工隐私权、招聘员工时的歧视行为等等。因此公司被人称为“私人政府”。在这个公司当道的时代，驯服公司已是法律界的头等大事，这不仅是为了捍卫我们的个人权利，更是为了保护社会。

　　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下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市场社会”，应该要什么样的社会？

　　我们不妨听听波兰尼的忠告。波兰尼告诫我们，追寻“自由社会”就是要打败“市场社会”，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把社会从市场中解放出来，将劳动力、土地和金钱从市场中解放出来。“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没有市场，市场让人以各种形式保证消费的自由、表明需求的变化、影响生产者的收入，以及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发挥作用，但它停止作为经济自我调节的喉舌”，这就是波兰尼描绘的自由社会的愿景。□王建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