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我读》是基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而来的，这个节目通过主持人每天介绍一本书，让观众用最便捷的方式接触到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

　　这是一本近似于社会时评的文集，作者从某本书出发，引申出对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看法，语调轻松有趣，以说故事为主，启发读者：书可以这样读。

　　[上期回顾]

　　或许将来再去电影院了，不知道那时我们会不会怀念今天用影碟看电影的日子。《一个人的电影》这本书，梁文道最喜欢的是开头第一篇格非的文章，这让他怀念起以前放大电影时的时光……

　　《我和电影的二三事》

　　说到电影跟怀旧，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叫做《我和电影的二三事》，是几年前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出版的一本书。

　　香港电影评论协会由一帮香港的影评人组成，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多岁，都是影评写得相对比较专业的一群人。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曾经是整个华人世界里资讯最发达、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这批香港影评人有更好的基础吸收各国的电影，很多大师的杰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看到了。

　　看大师的电影有时会出现很多意外，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blow up》，我们译为《放大》，而当年在香港被翻译为《春光乍现》，这完全没办法表达这个电影的意思，甚至不能被称为直译。对此，书里的影评人何思颖说，当年这么翻译其实是有理由的，因为《春光乍现》1967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很多电影人或者电影院线的老板都觉得这部电影最轰动的地方在于里面有一秒一个女性正面全裸的镜头，所以就因为这一秒，把这部艺术电影改了一个带点色情意味的片名，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果然就有无数中老年男性观众抢着去看，为的就是那一秒的色情镜头，而一秒很可能打个哈欠就过去了，万一错过一定会觉得很受苦，因为这部电影对大部分人来说太沉闷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发条橘子》也有同感。当时已经是录影带阶段了，电影里有一个快速的片段是关于做爱的，我们一群人拿着录影机，拼命地按来按去，希望能够一步一步一格一格地重播这个片段，为的是看清楚那一点点可怜的做爱场面。

　　李卓陶是我很喜欢的影评人，他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看电影的情况。当时电影院都有星期天早场，平常播的都是主流电影，但到了星期天早上会放一些比较冷门的偏艺术的电影，或是一些旧日的经典电影。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接触过那些电影，只在文字上看到或者听说过的人而言当然重要，于是星期天总是起个大早，像朝圣一样去看电影。李卓陶说：“当时只有饥渴的影迷才会在星期天一早爬起来看10点半，像朝圣又像补课。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杜鲁弗都是那时候在这些主流院线的星期天早场补看回来的。”当年大家有机会看到的电影比今天少得多，现如今我们都有碟，而且盗版碟到处都是，几乎你要看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些大师名作并不稀奇，但对以前的人来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放的时候没看你会觉得以后恐怕再没机会看了。

　　另一位影评人季陶则说：“当年大家有一句广东话，意思就是如果不看就不用再想以后还能看了，在这样的心情下，我们每次入电影院看电影时就有生离死别的感觉，从小就不把看电影当成娱乐。比如说看《教父》、《大闹天宫》、《地狱变》、《罗马》或是伯格曼的《第七封印》，都是这个感觉。"

　　以前电影院里是能抽烟的，记得那段日子我们在电影院里吞云吐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这当然很讨人厌，让整个电影院变成纳粹毒气室一般，可它又有一种独特的氛围。书里留学法国的影评人黄爱玲说她第一次看到法国有名的儿童电影《红气球》，是在巴黎大学里一个专门给学生看电影的电影厅，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法国学生里烟民甚多，个个都像火车头，几乎把课室变成了毒气间。然而即便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仍然深深地爱着电影，甚至是爱上了电影。

　　香港电影学者、影评人尤静，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她在这本书里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影病》，就把何谓“爱上”做了个解释：“我说爱上，不是爱，爱电影很容易，就像吃一碗拉面，吃过就算了，下次吃意大利面都能爱。但是爱而且是上了，就比较难脱身，即使不是一辈子的事，也是很长的首尾。……我爱上了电影二十多年，其实不止是这个电影片段本身，而是很珍重那种电影院的感觉，跟今天看电视完全不一样。当年看电影你觉得是有一种勇气的爆发，因为你能够看到那么多大师名作。看到那些很具颠覆性的电影时你会觉得这些人这么勇敢，连这样的东西都拍出来了，做观众又怎么能害怕呢？”

　　我们每一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都等于在交心，我们是被动的，没有办法用遥控器把它按停，这时候的我们完全放弃了主权，把自己交给了电影，这难道不是一件很需要勇气、很像爱情的事吗？

　　《切·格瓦拉之死》

　　一个年轻人应该要有改变世界的热血，要有远大的理想，社会主义完全能够代表这一切。但是如果他到了一定岁数，知道了人生中各种各样所不能够推卸的责任之后，他仍然相信这些价值，那他就是一个傻瓜了。

　　这句话在最近30年的西方世界变得特别流行，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是整整一代人。怎么样去把握和认识这样一种幻灭感，给大家介绍一本《切·格瓦拉之死》。我看的是中国台湾版，中国大陆版很早就出来了，作者叫杰伊·坎特，是一个美国的文学教授，现在在波士顿大学教书。杰伊·坎特本身除了是个教授之外还是个挺不错的作家，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小说，而且这本书的翻译者也非常值得介绍，叫周雅，我觉得这本书译得相当好，600多页的巨著。这样一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出来的时候曾经得过好评，但后来被人淡忘了，直到这几年因为切·格瓦拉热又回头，很多人才把它重新拿起来看。

　　关于切·格瓦拉，描写他的小说、传记、纪录片、电影、漫画卡通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为他是个神话般的人物，他能够提供很多创作的灵感和题材，所以很多人以他为主人公写小说。但是这本小说在当年出来的时候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它简直有点像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文笔近乎一种巴罗克式的精雕细琢，而且最特别的地方是他的观点。

　　这本书主要想表达的中心观点是切·格瓦拉是一个时代之中的悲剧人物，他有远大的理想，但是他失败了，而且今天去看甚至有点可笑。我们看看这本书里怎样描述他的失败，“他觉得自己很擅长演讲，在玻利维亚丛林里面碰到一帮农民，就把他们这个小镇的人叫出来，然后对他们演讲，跟他们说，美国人有多坏多坏，结果这帮人听着他说话，就问他说的是什么，还问他：你老说北美人很坏，北美人是外星人还是怪兽呢？”也就是说那些人愚昧到不知道什么叫北美人，更不知道什么叫美国人，然后切·格瓦拉就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全被他们霸占了。”那些农民就说：“不对呀，这些土地都是我们自个儿的，我们自个儿种，没人霸占。”切·格瓦拉只好再给他们分析：“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这些东西最后只能卖给他们，他们把买家垄断了。”结果那些人听得是一愣一愣的，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切·格瓦拉最终被描写成了一个有理想但是不顾现实，最终导致自己失败的偏执狂。事实上，这也是整整一代西方知识分子集体反省的结果。当年他们都曾经最相信革命，支持切·格瓦拉，崇拜他，但是当现实磨人，有一天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能做得到的时候，回过头来就只能够嘲讽过去的一切，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年人，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