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科教文卫代表座谈时，温家宝总理对当前的中国大学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感慨道：“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在提到中国大学管理一刀切遏制创造力这一问题时，温总理也说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2月2日的《新华网》在报道这番精彩对话时做了一个同样精彩的标题《温家宝：大学功利化是要命问题，须有办学自主权》，一针见血，余音不绝。

　　温总理的这番话，很实在，更有极强的针对性。当前的大学，“功利化倾向严重”和“办学自主权不足”的确是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钱学森的疑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出不了一流大师”，与诺贝尔奖一年一年与我国高校无缘的尴尬，去年曾经引起学界对大学教育的新一轮反思，但这样的反思，毕竟很难成为政策层面的推动力，现在总理也直接指出了“大学功利化”和“办学自主权不足”这两个问题，相信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变革，恐怕已经不远了。那些沉迷在高等教育现状中不能自拔的既得利益者，真的应该多听听总理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多做准备。毕竟，变革越晚来临，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惨重。国际上权威的科学杂志《柳叶刀》和《自然》已经先后发文质疑中国的学术诚信，中国大学变革的迫切性，由此可见一斑。

　　“大学功利化”的恶果，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学术造假成风、师生关系淡漠、大学盲目扩招然后卖地还债、培养质量严重下降……在这些恶果当中，我始终觉得，有关部门一些不当决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比如说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扩招，就是以“拉动内需”的目的推行的，大学招生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拉动内需，这种目的上的错位，必然带来今天“本科生还不如过去专科生”等一系列恶果。想要让大学从多年扩招的巨大惯性中走出来，有关部门就必须对当年的扩招政策失误作出深刻反省，并尽快让现在的大学招生纳入“教育为本”的正确轨道。

　　如果说“大学功利化”是果的话，那么，“办学自主权不足”就是因。虽然教授治校是人们一致认为最合理的高校治理模式，但目前的大学，总体上来说仍然是“官员治校”，无缝不入的官本位思想，早就侵入了高等教育的各个角落。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追求权力必然成为很多高校教师的“最优选择”，学术研究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即便有，也只是争权夺利的工具。看看现在的很多教授，不是想着升官就是忙着走穴，怎能寄希望于他们践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在温总理直指高等教育弊端之后，高校管理能够去行政化吗？这是个并不奢侈的期待。（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