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广州的“2/3同意可强拆”，还是征收条例草案中的“90%以上同意可征收”，两者都搞错了一个概念：“民主的2/3”从来都无权决定“自由的1/3”。民主是用来保护而不是剥夺自由的。所谓的拆迁民主，恰恰是对民主的误导。一个人的房子，国王的军队不能进，难道“民主的2/3”就能进？

　　先是《广州市旧城更新改造规划纲要》，接着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两者接踵而出，本身就是对以前野蛮拆迁的否定。但这两个文本亦各有可质疑处，比如前者的2/3说，后者则扩大为90%。对权利而言，凡是可质疑处都不能轻易放过。

　　所谓2/3，是指广州纲要中，旧城改造拆迁，如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的户数达到总户数的三分之二，政府就可实施强制拆迁。这一内容在征收条例草案中表述为：“90%以上被征收人同意进行危旧房改造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方可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两相比较，后者的表述更趋合理，前者则会留下继续野蛮拆迁的隐患。

　　被拆迁人2/3同意就可以连带那1/3的人也被迫同意，看起来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拆迁民主，但这并非广州的创新，其他地方早就有过了。2007年北京酒仙桥地区危改拆就是用投票方式来决定的，揭晓时，2451票同意，1228票不同意。当时我一位朋友很称赞这种做法（比照长官意志式的拆迁），为此，我还特地写过一则评论《私人生活要自由，公共生活要民主》，指出拆迁民主是把民主用错了地方，用到了自由的领地，这是民主的误导。这次广州的“2/3同意”也是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决策民主，但它依然侵害了1/3人的权利。不过这里侵害的，不是这1/3人的民主权利，而是他们的自由权利，比如产权自由、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等。

　　民主的2/3和自由的1/3，当这两者冲突时，我们站在哪一边？尽管自由与民主，作为价值，都为我们所需要；但价值与价值之间也会有冲突。因此，当它们一旦如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首先要考量的，就是民主与自由的价值排序。在源发于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谱系中，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表述，即：自由优先于民主。它的更进一步表述是：民主所以被需要，本身就是为了保障自由。关于自由与民主，中国第一个介绍自由主义的学者严复，曾用传统文化中的“体用”概念作过极为精当的阐发：“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体”为根本，“用”则工具；因此，在自由面前，民主只是一个实现自由同时保障自由的工具。但权利有时也会被民主侵害。这时就需要一个保障性的机构出现，这就是政府。政府之所以产生，正是为了实现保障自由的功能。

　　法治的精义就是保障个人自由，由它对权力（当然也包括民主权力）进行限制，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划清民主与自由的界限。如果民主是一种公共权力，自由只是私人权利，这个界限就在“公”和“私”之间，它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公权不能逾此而进入私人领地。以广州拆迁纲要为例，旧居虽旧，也是私人产权，正如哈耶克说：“一个人的住宅乃是他的堡垒（或指不可侵扰的退避所）”。就其不可侵扰而言，英人有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国王不能进，民主就能进、2/3就能进？何况，民主就是点人头，而人头是不难于被操纵的。从权力的本性看，民主也是会噬人的，一定要清晰它的权力边界。即使民主决策，亦不可就私人权利实行“多数决定”。私人权利乃为民主权力之大限，在这个领域，民主不妨走开。否则，民主势将变为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的暴政”。

　　回到上面两个文本，广州文本的危险在于，2/3的民主战胜了1/3的自由。然而，实在找不到任何合理性来证明有了2/3就可以强拆1/3。这就好像2/3想吃肉，1/3就不能吃青菜而必须陪着吃肉一样。相形之下，征收条例草案就没有这样的语言暴力。但暧昧的地方在于，那10%不同意征收，怎么办？条例草案没有具体表述，那么，到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强拆？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落实到各地执行时，各地为什么不可以横向援引广州的纲要？因此，广州的“强拆”语言一定要改，正在征求意见的征收条例则应当进一步表明：征收，但不能强制性征收。

　　就征收，不妨给权利留下一些和权力博弈的口子吧，这对我们长期萎缩的权利来说，不是坏事。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