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潍坊中院公开审理了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受贿案。孙善武任洛阳市委书记期间，一边大肆受贿达人民币910.49万元，一边狠抓城市建设且因政绩突出有所作为，落马之后，仍被洛阳人认为是“好贪官”。

　　（1月26日《新华网》）

　　常听见人们把官员分为清官、贪官，是次很多人以“好贪官”来定义孙善武，是不是在犯糊涂呢？孙善武在洛阳任职期间，以实干家的姿态，在旧城改造、洛南新区开发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但他同时又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实际上，“两面派孙善武”人们从未混淆，且都已形诸口碑。比如，“孙善武之前，中州路十年都打不通，孙善武来了，三下五除二就打通了”；再比如，民间赐予的“孙善扒、孙大扒”绰号。

　　不过，一个官员如此集善贪和实干于一身，多少也是对传统认知的一种颠覆。民众将其定性为“好贪官”，更是折射出了民意的一种无奈。其实，官员不必担心为民干实事得不到好报，因为民意总是最为透彻的。在民间，“有一善，从而咏歌嗟叹之”的传统从未中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山东寿光原县委书记王伯祥，尽管退位已18年，但是人们仍然能从寿光那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餐馆、商店里看到百姓的爱戴。退一万步讲，哪怕是贪官，但你干成了事，善良的老百姓仍然能功过分明地区别对待——“好贪官”孙善武就印证着这种民意的善良。当然用“好贪官”评价孙善武，在惋惜之余，也着实有点怒其不争气：你就不能干干净净地干成事吗？这同时也意味着，现在能干事的官员，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又能干事又很干净如王伯祥者，显然是凤毛麟角了。

　　“好贪官”再好也是贪官，决不是好官。其作为一种畸形的样本，既是孙善武个人的悲剧，也是干部监督、干部成长值得解剖的一个“麻雀”。一句话，缺少制度约束和纪律监督，从好官滑向“好贪官”，决非偶然现象。（严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