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原先在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保健工作的顾英奇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他回到中南海后，就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许多年过去了，顾英奇听到了一些关于“刘少奇是因为没有得到妥善医治而去世”的传闻，他觉得这不符合事实，于是就撰写了本文。
中南海门诊部一开张就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打倒(后来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软禁于中南海福禄居。
我们调回中南海后，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那个时候极左盛行，江青一伙又唯恐天下不乱，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但是门诊部的人员还是正确地对待、处理了这个问题。
那时，正是少奇同志遭遇残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残之后；他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标准也骤然降低，这一切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家门庭冷落，院落荒芜，气氛肃杀，有的房间还有造反派张贴的大字报残迹；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但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都很少说话，气氛压抑。
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那个庭院和室内。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面色苍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风云突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这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1968年4月，刘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地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的轻视和懈怠。当时，他身边的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照领导交代的原则对待他，可以说做到了“公事公办”。
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要千方百计救治刘少奇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睡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也是指示要尽力救治。
医护人员七次把刘少奇从凶险的肺炎中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人员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至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清洁被褥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顾英奇/文 摘编自《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