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晚，上海一名市容协管员被违章摆摊小贩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刺死，行凶后，小贩并未逃离现场。案发前，遇害协管员曾与行凶小贩有过口角，继而发生了肢体冲突。

　　（1月18日《东方网》）

　　这把冰冷而滴血的尖刀，再一次以“公民之死”方式来击中我国当前市容管理制度的软肋。显然，2006年5月11日的北京中关村，小贩崔英杰刺死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的那把尖刀，依然未能唤起市容制度之觉醒。

　　究竟要多少公民生命的逝去，才能颠覆严重与现代法制社会要求背离的城管制度？一些城市，在各种创卫、创模浪潮席卷下，可以将城管或市容协管员都逼上大街，甚至像上海这名死去的协管员一样，天已黑、风渐寒时，还值守街头；可以给临街的楼房刷新墙、画绿窗，轻松瞒过检查团呼啸而过的眼睛；可以将城市贫者追逼到街角，而一年复一年轻松获得诸如“宜居城市”的称号。事实上，一个文明、和谐的成熟社会，她必须善待每一位公民，使这些公民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

　　如果城市管理者只图城市的外在洁净，不因地制宜给城市小贩留条谋生之路，那么，后果就必然是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到最后，两者都成了暴力的牺牲品。而化解这种矛盾的法制合力却一直难以形成，只能靠各地城管部门或采取“自我武装”的形式自救；或靠一些地方采取表面化的技术革新（比如让城管给小贩送贺卡），实际上无法触及市容管理的根本弊端。

　　我们当前最需要看到的，是市容管理从“重面子”转向“重民生”，将人的生存权放在所谓的“城市形象”之前，让小贩和城管都能够远离危险和愤怒。一个协管员死了，他死在那个小贩的刀下，但他何尝又不是死在制造矛盾、激化矛盾的城管理念之下？（周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