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嘉宾
余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葛守昆
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半个月之内连发6文对听证会制度进行“自辩”，突又表态说这个制度有问题，我们都感觉到了“问题”，但是专家看得比我们更深。
如何看发改委态度转变
主持人：从一味地对听证会制度进行维护，到态度大转变，是不是一大进步呢？
余晖：一言难尽。这些年，政府接连出台了几个制定价格听证会办法，从办法的制定和法律文本来看确有进步，但落实到实际，对于关心听证的人来说，还有很多纰漏，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不是都按法律规定来做了呢？用法律条款来追究责任了吗？从来没有对违反听证会制度的行为进行干预，或对程序上的错误公开指责。
主持人：在承认听证会制度有问题之前，发改委连发6篇文章，这些文章回应了一些批评或质疑，也做了解释，但有的地方也给人不客观的感觉。
乔新生：发改委发表的这些官方文章，用个准确的说法，它们叫政府说帖，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时事评论，因为载体等不一样。政府的说帖，历史上用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如有关部门连续发表文章，或用一篇文章系统回答疑问，有时也刊发到媒体上，做这种官样文章已是老传统了。
主持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从6文到“承认错误”一文的过渡？
乔新生：我注意到了，发改委的这些文章估计是价格司的一些年轻处长写的。这些文章值得讨论，一方面，代表官方，另一方面，并不属于公文格式，还带有个人情绪。这些文章形式上是职务行为，实质上是发改委部分领导发表的个人意见。有一篇文章谈到，掷矿泉水瓶恰恰说明听证会是没有“猫腻”的，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当然，我们在解读这6篇文章时，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要看到其宣传听证会制度的良好初衷。
最关键是材料公开吗
主持人：余教授如何看听证会材料的公开？
余晖：就价格听证的内容而言，文件规定了相应资料的公开，但是具体的资料只有听证代表能够看到，公众是看不到的。关于污水处理费，假定现有的成本是合理的，现在要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来，大家现在环保意识很强，可以接受这个，但是反过来，大家也会问，原来的成本是否合理，现在企业价格是否合理，如果原来的成本就高，当然可以对价格上调幅度进行要求，甚至不按你的要求调呢？或者干脆说不用调呢？大家是有这个权力的。城市供应用水，成本本就应该公开，平时就应在网上公示，即使过去不公开，听证之前也应该公开。
主持人：在公开的时间上应该有何要求？
余晖：新规定要求“听证要点提前15天公布”，对听证代表来说，也是不够的，因为不全是懂行的，这点时间拿到手来不及完全吸收。对这个问题，就需要社会上更多的专家来支持，由其对成本的构成提出看法。美国听证一般是提前半年或几个月，就把有关资料在政府网站公布。我们不要把时间弄得那么紧。现在，酝酿涨价的时间远比进入听证程序的时间久。
主持人：听证会惹来太多争议，这个会到底应该怎么开才好呢？
葛守昆：如何开好听证会，说到底是形成科学的价格形成机制。应多听意见，多反映民意，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反映。不同利益群体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就不可能每个人都接受听证的结果，还是要站在客观角度，多听意见，形成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结果。如果不这样，听证会就有问题。
主持人：发改委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听证会有关材料的公开，您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吗？
葛守昆：这个是基础，不是全部，关键还是要平衡好各方关系。
主持人：如何平衡？
葛守昆：就某一项提价而言，由于成本上升无法运营，应该提价，如果作为消费者大多数人也能接受，那就是合适的，但同时应该考虑到低收入群体，价格上涨后，应该对其进行补贴。
听证会还值得期望吗
主持人：说到听证会，今天我们还能怎样寄予希望。
乔新生：不要对听证会抱有太多奢望。听证会作为政府行为，只是咨询会，听证会的花再好，也不可能开得漫山遍野，不可能形成锦绣江山。
主持人：如果把注意力从听证会上移走，那应该放到什么方面呢？
乔新生：我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民主决策必须重视人大的作用》。我的看法是，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上，不要在听证会上做文章。
主持人：发改委表态说今后要进一步公开，比如进行网络和电视直播，您对这个怎么看？
余晖：其实，2001年左右，听证会办法刚出来时就有直播了，记得是广东关于春运公路价格听证的，当时就有电视直播。 2002年关于铁路价格听证，我当时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过评论，当时也有直播，但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听证直播。在听证会已成了“涨价会”，成了花瓶的时候，2008年修改价格听证办法为什么没有把“直播”的要求写进去？发改委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出了问题就出来表态。表态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写进法律。主持人 刘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