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事件10年增5倍”的结论在前，盐城出租车罢运、东莞公交司乘人员停运，成为最新的注脚。关注群体性事件，就必须关注它的解决之道，那么，在不少事件中出现的对话机制作用如何，对培训官员应急管理能力又如何评价？就这些问题，快报记者采访到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风险与保障研究基地负责人，博士生导师朱力。

　　1月4日，浙江乐清百余辆出租车停运，司机抱怨起步价太低。钱江晚报供图

　　朱力教授

　　朱力教授先后承担国家社科项目“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范”、“重大社会性突发事件研究”等科研课题16项。有专著《社会学原理》等。

　　快报：盐城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官方反应较快，对话机制也很快建立，并收到了效果。您怎样看这种对话的作用？

　　朱力：官民对话，是当前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特殊渠道。一般来说，企业和职工有矛盾，理论上的正常渠道应当是内部协商，走制度化解决之道，出了事之后，制度化解决之道走不通，比如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正常上访、打官司，然而，对于职工来说，会觉得制度解决的成本太高，效果也不好，就会采取这种非制度性的办法。应该说，对话机制开始出现，在出租车罢运等事件中，领导到第一线，进行权力干预，或者调解，迫使管理方妥协。

　　快报：出租车罢运或者公交司机罢运一再发生，难道没有其他途径了吗？

　　朱力：出租车司机这一群体有特殊性，同质性也强，接触的人多，消息来得也快，并且受到伤害的原因也基本一致。这个群体组织性强，罢运后，老百姓对政府部门就有意见，政府也就有压力。群体性事件能够快速解决问题，走非制度化解决之道也是一种惯性，反过来也说明解决的机制不是很畅通。

　　快报：还谈对话，现在的这种对话机制好像有点被动。

　　朱力：说到对话，不出问题就不对话，出了问题才对话，这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也是被动的。其实很多问题，的哥早就反映了，如果事先能解决，就能够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快报：报道提到，群体事件10年增5倍。

　　朱力：就群体性事件而言，我认为，出租车罢运等事件不能算是突发事件，它属于一种利益矛盾，其实早就有预兆，问题实在解决不了了才爆发的。这个过程是渐进性的，属于利益矛盾的问题都不是突发的，但是一些领导却熟视无睹，这也暴露了管理的薄弱点。

　　快报：群体性事件暗藏了什么样的社会风险？

　　朱力：我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我国重大社会性突发事件管理”课题的研究中，前期已经有了成果，有几篇发在了《人民论坛》。群体性事件多发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风险，所有社会矛盾和结果都以群体性事件发生为表现形式。治安性群体事件，不仅涉及治安问题，还涉及利益型的，以前没有加以区分，2008年后，才开始将利益型与治安型进行区分，比如云南孟连事件就属于利益型的。孟连事件发生并报道后，很多专家只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如事件的原因、博弈的策略、治理的措施等等，很少涉及关键。现在有种情况是，招商引资抢着上，遇到群体性事件躲后面，也不能全怪这些躲避的干部，还是没经验啊。而专家在不少时候又难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进行总结。而且，行政部门人员太忙了，学者又受到滞后的保密制度的限制，有关的问题还是要进行突破，以总结经验，产生成果，反过来又可以进行指导。

　　快报：在群体性事件中，也出现了“散步”和“喝茶”等现象。

　　朱力：这是变相行事。我们对群体性事件的管理还没有系统、科学的方法。一些群体性事件成了“负榜样”，一闹有效果，那么人们觉得这样可以，下一次就会同样利用群体性事件来解决问题。这样一来，对社会秩序的伤害就会很大，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没有办法，这是弱者的武器。

　　快报：我国加强了应急管理培训，对象初定为县长一级，您觉得这种培训的作用如何？

　　朱力：培训，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要看专家能不能讲到点子上。有的专家本身就了解得不多。快报记者 刘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