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表示，目前法制办正在就征收条例草案征求地方意见，并将尽快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是征收条例制订中的困难之一，法制办倾向于采取对公共利益进行范围较窄的界定，不过这遭遇了地方的不同意见，地方政府希望能够将之界定得宽一点。

　　（12月28日《华西都市报》）

　　地方政府希望将公共利益界定得宽一点，这好理解——公共利益的概念模糊，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就大。从经验看，将商业开发项目打扮成公共利益需要，恰恰是很多地方政府愿意做的。由于商业开发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府为了给强拆一个好听的理由，总是想方设法将商业拆迁与公共利益扯到一起。发生在湖南嘉和、江西丰城等地的暴力拆迁，不都是商业行为以公共需要的名义出现，堂而皇之地侵犯公民私权的吗？

　　现有的拆迁条例之所以屡为暴力拆迁所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将公共利益与商业目的区别开来，让人浑水摸鱼。拆迁条例的修改，目的就是规范征收拆迁行为，让地方政府无空子可钻。

　　既然是出于这一目的，地方政府对于公共利益如何界定的意见，就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的目的和初衷，恰恰是条例修订所要扼制的对象。他们越是希望公共利益的界定宽一点，说明他们以地生财的冲动越强烈，说明公共利益界定窄化的必要性越大。对于他们的这种意见，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

　　一部条例的修订，广泛地吸收意见，是确保条例完备的必要条件。但对于意见鉴别，也要持理性态度，过多的求全、求皆大欢喜，可能让纷繁复杂的意见干扰视线，丧失方向。现实中，的确存在一种求全的倾向，比如，社会上出现律师在场的呼吁时，马上就会有“多数警察不希望讯问时律师在场”的调查结果出现。事实上，律师在场本身就是约束警察的，为什么要他们赞同呢？

　　拆迁条列的修改，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也会出现各种不同意见。可以肯定，有些意见，是不利于条例完善的，这种意见，就是条例完善的阻力，不但不能吸收这类意见，而且要顶住这类压力，以极大的决心，排除其干扰，让约束权力、保护权利的主要目标得以实现。 （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