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律鼓励嫌犯不择手段去检举他人，它就不是在促进社会和谐，而是在撕裂社会，加剧彼此间的疑心。这对一个社会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国民品性，是有很大消极作用的。更何况，破案本来就应该靠执法机关高质量的工作，而非嫌犯之间的相互检举。

　　律师李庄涉嫌伪证罪一案定于12月30日在重庆开庭（12月24日《新民晚报》），这案子最近闹得沸沸扬扬，案发也很有戏剧性——“黑老大”龚刚模检举了自己的辩护律师李庄，这再一次引发了我对刑法中立功制度的反思。

　　根据刑法第68条的规定，立功是指“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情形”。该制度来源于过去的“立大功受奖”政策，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的一大特色。如果说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时，需要发动一切力量来揭发检举敌人，以巩固政权，那么在社会早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该制度就需要重新审视。

　　刑事责任的根据是，犯罪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揭发检举别人为内容的立功制度，远离了刑事责任的根据。它与自首制度有本质的不同，自首体现了犯罪嫌疑人对罪行的悔悟，因而在主观恶性上有所降低，相应地可以从轻量刑。因此，自首是各国刑法的一个共同制度，但立功却为别国刑法所罕见。

　　在立功制度中，国家和立功者本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司法机关可以及时破案，立功者得到从轻处罚。这在刑事破案任务重、侦查机关力量又不足或破案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当国家的侦查力量和水平已得到足够提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看到，这种带有浓厚功利色彩的政策应该让位于更加公平的制度。

　　依靠揭发检举与本案毫无关系的另一个犯罪行为，就可以获得从轻处罚，有悖于人们的公平观念。遗憾的是，我国1997年新刑法却在这方面比1979年刑法走得更远，1979年刑法还将立功制度附属于自首制度，并且只说“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1997年新刑法则将立功制度独立出来，而且规定：有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立功制度也不考虑揭发者的悔罪表现，也就是说，只要立了功，不管其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均可作为减轻处罚的理由。因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如用金钱去收买其他人的犯罪事实或线索；由亲友将犯罪线索通过司法工作人员交给犯罪嫌疑人，再由其“检举”；在押犯罪嫌疑人强迫、威胁其他嫌犯，让其将未交代的罪行告诉自己；或者被羁押者之间出于兄弟义气或利益交换，一方将自己的部分或全部罪行告知另一方，由对方去揭发，最终使对方获得从轻处罚。所有这些，都是犯罪嫌疑人采用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手段来获取案件线索。但由于这些线索对破案有用，某些侦查人员仍然乐于接受。

　　由于破案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均对立功制度有相当的兴趣，导致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被广为激活和运用。几年前，我曾以兼职律师身份办过一个案子，检察官很尊敬我，想给犯罪嫌疑人减刑，就出主意，说要减轻处罚或者判缓刑只有一个办法——让他想办法去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

　　我还看过一个关于美国冤假错案的材料，在美国，由于刑讯逼供在制度上得到较好的控制，因此冤假错案主要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其中告密造成的占到21%。因此，现在美国学者也在反思司法系统鼓励告密者与官方合作的做法（俗称污点证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使不少告密者不惜对同室囚犯连蒙带骗，或干脆编造害人的故事。立功制度反生出冤假错案，这恐怕是我们平时严重忽视的一个问题吧。

　　立功制度还有更可怕的后果：一个国家的法律鼓励嫌犯不择手段去检举他人，这样的法律不是在促进社会和谐，而是在撕裂社会；不是在推动人们之间的诚信，而是在加剧彼此间的疑心。从根本上看，它对于塑造一个社会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国民品性，是有极大消极作用的。我们曾经鼓励大家大义灭亲、公而忘私，致使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师生之间互相揭发，其结果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可言，给社会留下了惨痛教训和深远创伤。

　　假如一项制度不利于塑造良好的国民品性，即便它对个案侦破有用，也是得不偿失的。一个案子侦破不了，不会威胁到整个社会；但如果整个社会的国民品性被糟蹋，则全社会危矣。更何况，破案本来就应当靠执法机关的高质量工作，而不应寄希望于嫌犯之间的互相揭发。

　　是该好好反思一下刑法中的立功制度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