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如有不实报道，惩罚方式是现成的，一为法律责任，二为行政处罚，三为失去受众，最高法院在此之外特意提出“追究责任”，实在是有些怪异。显然，法院认为自己具有非同寻常的独特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限制舆论监督权，这是个危险的倾向。

　　最高人民法院12月23日公布了一个规定，要求法院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提出要对错误报道的新闻媒体追究责任。法院如何对媒体追究责任？这是一个不可轻率处之的问题。

　　经常看见一些文件要求有关机构主动接受监督，其实对媒体来说，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只要能确立媒体的采访权，主动被动都无所谓。如果一个机构接不接受监督，是看这个机构的内部规定或上级领导的要求，这本身就是对媒体监督的讽刺。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规定的重点是在后面，也就是对媒体报道的限制。规定中说，媒体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媒体的报道当然不该失实，也不该有倾向性。问题是，假如媒体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应该怎样受到惩罚，以及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通常情况下，媒体的问题报道可能受到三种惩罚。一是法律的，这要求被报道对象起诉它，并经法院判决和执行；二是行政的，可以通过媒体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进行处理；三是市场的，读者反感、失去市场。

　　假如是这三种情况，根本不需要任何部门另作规定。因此，可以认为最高法院的处罚是在这三者之外。除了指出向媒体的管理部门建议处罚之外，它还含糊其辞地说，将要依法追究责任。依据什么法呢？新闻法还没有制定，民法是现成的，何必多此一举？

　　法院不是立法机构，也不是媒体的行政管理部门，它制定一个规定来追究媒体责任，让人感觉有点怪异。显然，法院认为自己具有非同寻常的独特性。因此，这个规定里特意强调法官形象和司法权威。法官形象和司法权威的确非常重要。有多重要呢？可以说，就跟记者形象和媒体监督权一样重要。在现代社会中，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互为依存，缺一不可。不应该厚此薄彼，更不应该由一方面限制另一方。

　　媒体对法院和案件的报道，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应该按照应有的方式来解决。当案件当事人状告媒体时，法院只是一个中立的裁决者；当法院或者法官状告媒体时，二者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法院尤其应当意识到，当受到媒体监督的时候，你代表的是强大的公权力。这种权力首先应该用来维护公民的权利，其次才是法官的权威。如果实现了前者，后者自不待言；否则，这个权威就会成为包括媒体监督权在内的公民权利的威胁。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