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朱德的境遇，各种历史资料一直都是语焉不详的，尤其是关于他被软禁之后又被赶出中南海这一段，很少有人能完全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老帅朱德被批斗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朱德就常住在市郊的别墅里。他和以前一样，对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对会议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听了。尽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却知之甚少，他也不打听，不传不说。
“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闻”了。然而老帅的心一天也没有沉默过，面对纷乱的局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么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来。然而他的困惑在这特殊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燃烧起的熊熊烈火也无疑是杯水车薪。
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的结果，只能是把自己往老虎嘴里送。
没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很快，“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标语布满北京街头。
一天上午，朱德突然接到康克清的电话，说是大字报贴到了中南海里边。朱德连忙赶回中南海，汽车才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把老帅的心揪了起来……这是中国政治中心啊！哪儿乱都不能乱到这里啊！
尽管门外的大字报还在不断更新，红色叉叉还在延续，房子里面的朱德依然平静地生活和工作。早晨散步时，他常驻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前仔细阅读，读到胡说八道离谱处，还会发出笑声。看来大字报不足以将这个老帅扳倒，“文化大革命”小组决定升级斗争形式，一场批斗朱德的大会在首都体育场紧锣密鼓准备着，后来在毛泽东亲自干预下才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父女在传达室见面
中南海里有人贴朱德大字报的事情传到了他女儿朱敏的耳朵里，这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的知识分子，只觉得急火攻心。
朱敏立即骑自行车去中南海看望父亲。朱敏到西门后，和以往一样掏出进入中南海西门的证件，递给站岗的卫兵。卫兵看了一眼说，证件已经失效，不能进去。
朱敏走到旁边的传达室给父亲打电话。朱德在电话里听说女儿不能进中南海，许久没有说话，好一会才说：“不让进来，就不要进来了，我们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这种状况会结束的。你在传达室等一会，我让你妈妈去门口……等以后能进来，再回家来，好吗？”
朱德没有料到，自从女儿这次不能进中南海，也就意味着家人再也没有进中南海看他的权利了。
过了一会儿，康克清急匆匆地来到传达室，和朱敏谈了父亲的近况，听说父亲除了沉闷外，其他都说得过去。朱敏这才放下心来。但是不能和父亲见面，心里觉得堵得慌。
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骨肉分离闹剧愈演愈烈，最后连康克清也有家难归了，她不能再在家陪伴朱德，被全国妇联造反派组织拉去批斗游街，吃住都在全国妇联的大院里。
自从朱德开始被红卫兵大字报打上红色叉叉后，朱敏一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
果然没有几天，朱敏便在家中开始“迎接”频繁“光临”的红卫兵小将们，洗耳恭听他们的“教育”，看着他们挥动纤细的膀臂，口口声声要她交代父亲反毛主席的罪行。朱敏只好想法找父亲的“罪行”。比如爱看川剧，这是喜欢封建帝王将相的表现。比如爱爬山，这是资产阶级的享受主义，再比如爱养兰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
在这期间，朱敏夫妇终于获得了一点自由，可是他们依然不能回中南海的家。他们每次去中南海，只能在传达室和父亲或者是康克清妈妈见面，简单交谈几句。
可是到1969年底，连传达室这处唯一温暖的地方也失去了亲情的温度。
林彪“紧急命令”搞疏散
白纸黑字，教育了几代人的党史和军史，一夜之间颠倒成黑纸白字，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的。原来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朱德的扁担》也改名换姓，变成了《林彪的扁担》。朱敏和她的孩子们将这些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悄悄讲给朱德听。朱德听完后，也不做声。有时见孩子愤慨的样子，反过来教育他们：“历史终究是历史，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抛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立即随着“副统帅”的惊惶失措，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朱德接到这个紧急指示后，对康克清说：“这里面有鬼呵。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和迹象。”
朱德这话说完没两小时，一个紧急电话打到朱德的办公室，叫朱德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疏散到广东。这比当年朱德在德国留学，遭德国当局驱逐离境的时间还要紧迫。朱德接完电话，哭笑不得，谁听说过战争在即，却让身经百战的将帅们远离战争指挥中心？
朱德看着还没有从批斗中完全解脱出来的妻子，说：“这次你和我一起走，一来我有人照应，再说我不放心将你一个人留在北京。以后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很难保证。”可是没有全国妇联军代表点头，康克清这位全国妇联副主席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朱德果断地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当即同意朱德带妻子同行的请求，并且说全国妇联方面由他去做工作。危难之中，是周恩来及时伸出援助之手，避免朱德孤身一人流落他乡。
朱德走得非常匆忙，连孩子们都不知道。就这样，83岁高龄的元帅被林彪一号紧急命令送到了遥远的广东。
抵达广州后，朱德被送到了广州郊区从化疗养院。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进入市区，散步范围不能超过疗养院桥头的警戒线。
和朱德一起疏散的还有许多老帅，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湖南，还有一起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十多人也被“疏散”，统统限期离开了北京。北京上空的正气稀薄了。
1970年8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这之前，朱德被通知回北京，原因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要开会讨论宪法，委员长不到场主持这会是没法开的，所以朱德有幸比其他老帅先一步回北京。这次朱德回京就再不肯进中南海住，而是在万寿路总参的一处房子里住了下来，和女儿、孙子们才有了团聚的日子，直到朱德1976年离世，他再没有进中南海居住。
顾保孜/文 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