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届诺贝尔奖，总会撩得中国人春心荡漾。虽然诺贝尔奖确实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痕迹，但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也确实缺少拿得出手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师杰作，恐怕也是事实。前不久，大师钱学森逝世，引发了全社会的集体发声，“钱学森之问”成为缭绕在中国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公众心头的纠结之雾，但是，答案似乎也是似是而非的。不过，最近一个令人高度关切的现象，或许给我们打开一扇思考的窗口。

　　□快报特约观察员 肖余恨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可能是出于习惯，也可能是过于敏感，媒体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院士实际上是成了“院仕”，这再次触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学而优则仕，难道是摆脱不了的中国特色的宿命吗？

　　其实，这一现象并不突兀，早在2003年，中国工程院“院仕”占院士的比例，就高达60%，2005年则升到了69%，再到今年的85%，可见是稳步增长，官味日隆。为了对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进行精确的量化而避免通常的模糊感知，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得出的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如果顾教授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这个“官味度”肯定会更高。似乎，一方面我们在为学者型官员的比例攀升而欣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我们陷入深思和忧虑：学非官不能也？这么多的院士级官员，当了官之后，还能够在学术之路上有所突破吗？

　　这些年里，人们看着官本位如何一步步侵入教育、科研、学术领域，从科研立项、成果评奖、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点到评重点学科、评国家社科基金等等，简直就是无孔不入，哪一样都要插一杠子，今又闻官本位向最高学术荣誉领域挺进毫无顾忌，这无论如何不是国家教育、科技、学术繁荣昌盛的吉兆。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股市上的一个熟词：“赢家通吃”！

　　理性地说，政府官员如果他们是学术界或理论界的精英，能一如既往地从事科研事业，并在其专业方面遥遥领先，或是该专业的泰斗，便可以当选院士，这没什么不好的。但问题却在于，不少官员级研究人员，并不以学术精进为诉求，而是在掌握行政资源的同时，挂科研的羊头，卖官僚之狗肉。一些人上下其手，用行政资源进行学术资源的交换。抢课题、争经费、巧取豪夺，强占学术资源，身上挂满了学术名头，实际上却是以此作为行政晋级的阶梯，为此，不惜学术造假，弄得学术界乌烟瘴气的，学术行政化之恶臭扑鼻。

　　其实，也并非学术界如此。既然官本位成为全社会的一大痼疾，各个领域都是概莫能免。这些年，我们见惯了劳模中的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多于一线生产职工和科技人员，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评上劳模，隐瞒自己的行政身份，以工人身份绕过规则。每年的全国优秀教师中，各级官员的比例也是畸高，这都成为一种见惯不怪的现象了。因而，已经染上铜臭的学术界，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所以，“学仕化”趋势之不可逆转，也就并不令人奇怪了。再则，院士的选拔，也需要动用各种资源，而官员们在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所以，官员级院士比例日重，也就顺理成章了。

　　院士在当下，是有着丰厚利润的称号。国家各种基金项目评审和各种科学成果评奖，以及各高等院校、科研部门重点科技项目的立项、审批、运作中，院士是盛筵之“红萝卜”；不少地方政府、企业、社会机构的活动上，院士是锦上之“花”，一些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类机构把院士纳为自己的智囊、顾问；不少媒体也喜欢用院士充门面，在各类公共事务中频发“院士之声”。想想看，对这样的极具红利潜力的称号，官员们如何能够割舍得下？

　　可以说，在目前的态势下，如果官本位不除，院士变院仕的现象就只能是愈演愈烈。因此，我们除了把眼睛盯住权力通吃的现象，更应该保持高度的敏锐感，把眼睛盯在权力运作上。对这些官员级“院仕”，严格监督，以防其上下其手。

　　“院仕”普遍化，自然是拜官僚化之所赐。破除这一困局，关键是体制更新。既如此，不如还原“两院院士只是学术荣誉”的本位，不要和待遇挂钩。或许，没有了功利羁绊和利益诱惑，院士的学术清誉才能得以保全。进而，祛除学术官僚化之魅，严格限制学术官僚的寻租空间，或许可以荡涤学术之门的乱象。

　　不过，在已经越陷越深的学术官僚化之路上，要正本清源，委实不易。夫独“院仕”成风使然，那些抢占社会资源的各类官员，同样要予以限制。与民争利，这样的官员，从道德上来说，就是不称职的，遑论其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