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未婚夫讨公道，美国姑娘朱莉在中国屡屡上访，她就是现实中的“洋秋菊”，她的上访感受，让我们有了再度审视体制痼疾的机会——比如说，为什么领导那么难找？为什么没时间接待上访者？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我不能确定，对于一群国内的上访者来说，如果他们的队伍中开始出现了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会不会突然有种“权利平等”的感觉？我也不确定，会不会有人一时间也倍感泄气：连“洋访民”都成了皮球被踢来踢去，那么自己又能怎么样呢，倒不如早早回家洗洗睡了。

　　美国姑娘朱莉的未婚夫因邻里纠纷被拘捕，这个坚持认为未婚夫无罪的女孩，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赴京、排队、申诉、等待，在经历了所有中国人上访必须的过程后，朱莉说她体会到了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与隔阂。“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法律条文区别不算太大，差距在执行上。比如按照信访条例第23条，信访机构应该给上访者书面答复，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只是偶尔得到一张小纸条，告诉我下一次上访的时间，和我应该去解决问题的地方。”“我觉得，在中国有的地方，法律还是靠人、靠关系。”

　　（12月14日《齐鲁晚报》）

　　我们的权力体系，第一次不再因为其对象是一个外国人而网开一面，这或许是个进步，然而却也是一个苍凉的比喻。对朱莉未婚夫的案件，公正与否，我不能知道得更多。但一个出现在信访队伍中的朱莉，却依旧给我们带来一种观照。一方面，中国社会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构建的信访体系乃至法治体系，的确在朱莉这样一个新访民面前，展示出了一些制度惰性或漏洞。另一方面，这样的一个朱莉，也理当成为一面“西洋镜”，不仅照出了中美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也照出了中国“关系社会”大于法治社会的积弊。

　　或许对于朱莉来说，这一番上访的经历，足以让她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不仅包括普通公民的维权之难，也包括官民间的距离之远。譬如她感悟到：在中国，找领导是件很困难的事：很多领导不在单位上班，或者“领导在开会”，其下属也不知道领导在哪里。

　　一个出现在上访队伍里的外国人，极大地提升了信访话题的丰富性。但我们却无法从一个外国人身上，去感受更加真实的信访。朱莉固然获得了一个法治中国或关系中国的横截面，但她仍无法想象的是，这样的了解其实也只是浅尝辄止。至少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她没有遭遇截访，没有被当成“不稳定分子”或精神病人，也没被强迫进入学习班。她也不知道，如果比照太原去年出台的信访条例，她这种进京上访的行为，乃是犯罪。如果她了解这些，那又将发现一种怎样的差异与隔阂呢？

　　我们无法从一个外国人身上去感受信访之重，有关信访的种种艰辛，是一大群中国普通公民的独自承受，仍然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成为我们的现实，构成我们的命运。今年初，《半月谈》杂志曾经刊载一名乡镇干部写的他在信访工作中进行“截访”的真实经历，读来让人沉重。为此，《半月谈》在编者按中指出：一个基层信访干部的生存状态，折射着体制的痼疾，也在砥砺着那些“习以为常”的神经。——一个朱莉的出现，有着同样的“折射”与“砥砺”的作用。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