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不需杰出人才是自欺欺人 燕赵都市报 11月13日 作者 郭之纯

　　斯人已去，斯音未杳。“我们国家为什么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生前对人才和教育问题的“发问”，近些天来引燃了无数的焦灼。然而，在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看来，这样的焦灼和担忧却似乎有些多余。他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

　　(《中国青年报》11月12日)

　　[燕赵都市报一评]

　　王教授为自己观点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当下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所以“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

　　就人才和发展的关系，王教授讲得似是因果颠倒了。

　　中国经济正在遭遇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困扰。如何尽快掌握更多核心技术，使“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以获取产业链上的更多收益，是令企业界备感烦恼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下中国经济之所以主要靠廉价劳动力推动，是因为杰出的创新人才太少。

　　如果中国能出几个比尔·盖茨式的人物，出几个西门子一样的公司，能造出比波音更好的飞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肯定就不会再是农民工，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会再付出当下这种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所以说“这个时代也许不需要太多特别杰出的人才”，在笔者看来是自欺欺人。

　　同样有自欺欺人之嫌的，是“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决定人才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是环境，而有利的环境一般都是慢慢养成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积淀，才能培育出有利人才成长的精神氛围和物质条件。所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应时而生”这种想法，表面看是乐观，实际上很懵懂。

　　关于人才，王教授还有一个观点亦令人颇难苟同。就“怎样让人才的潜能充分发挥”的问题，王教授认为要改变人才的单位所有制，“人身的单位依附，会使人缺乏流动性，成为单位功利的工具”。不可否认，有些人才的能力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是因为单位的小环境差，甚至逆淘汰。但是，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在“单位所有”这一形式本身，而在于“单位”本身的机制运行有问题。“单位所有”固然让人才的流动性差了一些，但同时也让人才少了后顾之忧，更可专心自己的研究。两厢衡量，“单位所有”应是利大于弊的——假如“单位”本身没什么问题的话。

　　[现代快报再评]

　　本文作者痛驳王义遒前常务副校长的意见，我基本赞成，但我想王同志肯定不服。我相信，他讲这番话决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非但不是什么机关的新闻发言人，没义务说大话，而且已退休，没有再捞什么的空间和动机。不少人就是这样想的，对中国的自我感觉好得很：虽然遇到世界金融危机，廉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减少，但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还在高增长吗，全世界不是都在指望中国撒钱当“救市主”吗？所以他认为“不要着急”，靠廉价劳动力还可以继续一段好时光。至于要创新，要升级换代，也就是说一说吧，不必当真，不然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为何仍然达不到教育法规定的比例？为什么有钱办世界最豪华的奥运，却让学校被大雪压塌的事一起又一起地发生？总之，一句话，王教授不过说出了不少官员和精英的心里话而已。

　　至于说到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人才流动的影响，王教授讲得更是比本文作者有道理，更接近中国实际。美国的“终身教授”之类无非是吸引人才的手段，让你无后顾之忧专心搞研究，但你要走也挡不住。中国的“单位”对人才的吸附能力岂是美国能比的？不要说“单位”了，不同地区的户口上都承载着很大的福利差别！“好单位”与“差单位”，工作条件与薪酬待遇的差距，简直比“欧洲”和“非洲”还大，所以很多人不得不“依附”在“好单位”，哪怕是为了孩子上学条件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