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再现了纠缠中美两国十几年的知识产权谈判风云,解密文明战争背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争斗,展现了铁娘子吴仪的风采和性格,也对大国之间政治较量和经济博弈做出深刻的描绘。
[上期回顾]
美国人不敢离开谈判桌,于是又拿出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的老一套……
在巴尔舍夫斯基来到北京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起码派来了12个情报人员。他们是来搜集情报的,是为了摸清中方在谈判中的底牌。他们有的以代表身份出现在谈判厅,有的则以别的活动为掩护,出入于北京的一些重要场合。
为此,国务院领导强调一定要严守谈判纪律。中方代表团向外界和记者发表谈话时非常谨慎,商量问题时也都在一个固定的房间里。凡是美国人呆过的地方,中方就不在那里谈问题,以防美国人悄悄安装了窃听装置。直到最后,美国人也没有得到多少情报。克林顿批评他们没有摸清中方手里究竟有什么底牌。
已经到了必须达成协议的时候。2月24日晚,中方把一揽子方案放在了谈判桌上。这个一揽子方案包括两份文件,一是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和美国贸易代表坎特的换函,二是作为附件的中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吴仪和坎特的换函文字较短,《行动计划》长达30多页。
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就这份行动计划作了说明。
作为谈判的策略,孙振宇给巴尔舍夫斯基出了一道难题:“你可以大约概算一下,我们国家落实这个30多页的行动计划,需要多少钱?”
巴尔舍夫斯基:“多少?”
孙振宇:“一年6500万美元。”
巴尔舍夫斯基有点惊讶:“需要这么多?”
孙振宇:“这还是很保守的估计。我给你算一笔账:执行这个计划,执法人员需要增加5万人。一个人的年工资就得1万元,5万人就得5亿元人民币,合6500万美元。这还不算多,还有很多办公设备呢。”
这是孙振宇在谈判中打出的一张牌。这张牌使巴尔舍夫斯基很为难。接受吧,她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尽管她夸大海口说可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提供援助,但一到了较真的时候,就会很小气地把头缩回去。不接受吧,她又担心中方不执行协议,因为中方可以说:你提了那么多要求,我执行不了。我是发展中国家,你没给我任何援助,叫我怎么执行?
其实,这是一张“虚牌”。
中方并不准备真的要美国人的技术援助费。不过,关于海关方面的援助是实的。双方谈定,美国向中国海关提供执行行动计划所需要的技术设备。不是一般的设备,是用于全国联网的大型计算机。
孙振宇将了巴尔舍夫斯基一军之后,言归正传:“我们提交的这个一揽子方案,充分反映了中方的诚意。方案里面尽可能地写进了美方的合理要求。中方要求美国必须撤销‘特殊301调查’的报复单子。”
巴尔舍夫斯基:“对你们的这个方案,我还不满意呢。”
孙振宇:“这是最后方案。你要就要,不要,咱们就吹。中国方面不可能再有任何灵活了。你赶快把它报回去给坎特看吧。”
巴尔舍夫斯基:“好吧。我先把它报回去。”
这天谈判结束的时候,孙振宇告诉巴尔舍夫斯基一个消息:“有件事你也许会感兴趣:明天,法院可能要对深飞的案子开庭审理。”
巴尔舍夫斯基:“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美国人一直等待着对深飞的处理。他们从谈判一开始就要求中国关闭所有光盘生产厂,后来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就把矛头集中对准了深飞。坎特在华盛顿曾多次扬言:不关闭深飞,谈判就不可能达成协议。
如何处理深飞,成了中方手里的一张大牌。
然而,第二天,巴尔舍夫斯基一进谈判厅就大发雷霆。
她猛地拍一下桌子,说:“你们中国到底还想不想签订协议?你们法院在这个时候把深飞的案子驳回,让我怎么向国会交代?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行!”
原来,美国电影协会起诉深飞侵权的证据不足,法院决定给原告一个月时间收集补充新的证据。法院并未将其驳回,而是决定一个月后再开庭。
孙振宇:“想不想要协议,你得问自己。你们美国人还要什么?你要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提出了30多页的行动计划。你还想要什么?”
巴尔舍夫斯基:“深飞的问题,为什么突然驳回?”
孙振宇:“法院驳回是法院的事,你找得着我们政府吗?这正说明我们的司法独立。我们政府不能替法院承担任何责任和任何承诺。”
巴尔舍夫斯基非常着急。深飞虽然只是一个具体问题,但美国舆论已经把它炒得很凶,甚至夸大成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巴尔舍夫斯基急了:“你们对深飞准备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吗?”
孙振宇:“我们将要对这个厂采取行动。”
巴尔舍夫斯基急着追问:“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其实,深飞这张大牌一直握在中方手中。一个星期前,宣布对深飞停业整顿的决定就已拟好,一直放在中方代表、新闻出版署音像管理司副司长任裕湛的包里。现在,到了出牌的时候。
2月26日,中国各主要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新闻出版署近日作出决定,对违反音像出版管理有关规定,有严重侵犯版权行为的深圳深飞激光光学有限公司和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给予停业整顿的处罚……
美国谈判代表得到这一消息的时间是在2月25日夜间。
中国没有按照美方的要求彻底关闭深飞,仅仅是宣布对其进行停业整顿。巴尔舍夫斯基尽管对此很不满意,但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深飞问题解决之后,她又缠住市场准入问题不放。
已经是深夜1点半,双方还僵在这个问题上。巴尔舍夫斯基坚持要在中国建立美国的出版社、音像公司及其他独资公司和合资公司,从事音像制品等知识产权产品的出版、复制、发行、零售业务。中方在这个问题上坚决顶住不肯松口。
孙振宇:“成立独资的出版机构绝对不行。”
巴尔舍夫斯基:“搞合资的也不行?”
孙振宇:“复制可以搞合资,但出版、发行不能搞。”
巴尔舍夫斯基:“你们的立场后退了?”
孙振宇:“我们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
巴尔舍夫斯基如梦初醒:“谈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还不知道,在音像制品出版上你们不会允许搞合资,不会允许我们搞发行。”
孙振宇:“你这是在做梦,根本不可能!”
巴尔舍夫斯基觉得非常为难了。她发现,在音像出版领域办合资公司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眼下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要不要接受中方的一张“虚牌”——允许在音像复制领域建立合资企业。她知道,这绝对是一张“虚牌”,根本算不上中方的让步,因为已经是既成事实。中国现有的29家激光唱片复制企业中,除了深飞之外,其他28家本来就是合资企业,而且,其中有好几家是中美合资企业。
不过,这张“虚牌”对巴尔舍夫斯基也是有用的。
巴尔舍夫斯基和李森智、莱尔开始紧张商议。她最担心的,是能不能向国内交账。李森智和莱尔建议她接受中方这张“虚牌”,因为在国内可以把“虚牌”当作“实牌”打。国会和企业界并不太明白出版与复制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的真正区别。许多人以为允许复制就等于允许出版。因此,可以演一场戏给国内看。
当即,他们给华盛顿通了电话,并征得了同意。
于是,美国人放弃了在中国创办出版社、音像制品公司和计算机软件公司的独资企业要求,放弃了合资企业从事出版、发行、销售和放映音像制品的要求。协议中写进了这么一条: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从事音像制品复制的中外合资企业,但其产品的销售要通过与中国出版社签订合同进行。
这个大难题按照中方的意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