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再现了纠缠中美两国十几年的知识产权谈判风云，解密文明战争背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争斗，展现了铁娘子吴仪的风采和性格，也对大国之间政治较量和经济博弈做出深刻的描绘。

　　[上期回顾]

　　《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签订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994年11月11日,江泽民和克林顿从太平洋的两岸出发,飞抵“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出席亚太地区元首级经济合作会议。趁此机会,江泽民和克林顿将进行一次高峰会晤。

　　人们普遍看重这次会晤,因为它与中美之间的两场重要谈判——复关谈判和知识产权谈判,在日程上形成了一种巧合。两场谈判都到了决定命运的最后一个月。对复关谈判来说,12月31日是“最后期限”,它关系到中国能否在年底结束复关谈判,并以创始国的身份加入即将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对知识产权谈判来说,又出来一个“最后期限”,那就是12月30日,它关系到中美之间是否真的要爆发一场震惊世界的贸易大战。两场谈判又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美国人特别提出,知识产权问题是中国复关的“最后一道门槛”。

　　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参加了两天大会之后,开始在会议间隙进行预定的两国首脑间正式会晤。会晤前,照例是长时间的握手,是面向记者和摄像机的长时间微笑。但摄入镜头里的两位领导人的神态大不相同。江泽民显得格外轻松而自信,克林顿则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因而显得多少有点呆板。

　　参加会晤的其他领导人依次是:江泽民一侧,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特别助理曾庆红、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和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克林顿一边,有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商业部长布朗、贸易代表坎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及副助理伯杰、助理国务卿洛德、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

　　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双方开始就两国间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这时候,会晤室厚重的大门紧紧关上,各国记者坐在门外的大厅里等候着会晤的结果。

　　在几天来的采访中,记者们的心情起伏很大,因为不断有来自相反两个方面的信息,从美国几位白宫官员的嘴里互相矛盾地说出来。看来,白宫高级官员们的讲话也不足信了。关键还是要看两位首脑的会晤结果。首脑会晤的结果究竟会怎样,也令人捉摸不定。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克林顿具有多变性格,真可谓六月的天、孩子的脸,晴一半,阴一半,说变就变。他的一些做法,很像是一个顽童由着自己的性子在玩政治游戏。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表现得比任何一届美国总统都更加仇视中国。在他发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只有100字谈及对外政策主张,却表示要“重建”一个“绝不会纵容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的美国”。其反华用语之重,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20年中是极为少见的。这篇演讲稿前前后后修改了19次之多,但最后还是用了“暴君”这个字眼,由此可见绝非一时疏忽。

　　但同是这个克林顿,两年后又做出了惊人之举——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

　　然而,又是这个克林顿,不久前亲手签署了含有多项反华条款的《授权法》。

　　这就是克林顿,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克林顿。这个克林顿能否在雅加达作出承诺,是没有把握的。

　　会晤室里,两位领导的谈话仍在继续。

　　江泽民的话题讲到了经济问题上,他说,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经济已成为国与国关系的首要的、关键的因素。中国无意向美国挑战,两国是互利合作的伙伴。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考虑,中美两国发展合作,条件优越,领域广阔。

　　克林顿对此点头称是。

　　江泽民的谈话已经接近于影响两国关系的复关谈判和知识产权谈判问题。如果气氛允许,看来就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深入交谈。

　　对两国经贸领域的这些问题,江泽民来雅加达之前,专门召集有关专家一起研究,作了精心的准备。外经贸部为高峰会晤草拟了一份谈判口径。中国的口径实际上是四句话,即:“我们已经做了的,可以承诺继续做下去;本来就准备做的,可以承诺尽快去做;将来可以做到,但一时不能完全做到的,可以承诺一个时间表逐步做到;但是,我们不准备接受的,无论外来压力有多大,也不会去做。”

　　据透露,克林顿本来在中国复关问题上是准备有所表示的。但刚刚进行的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对民主党很是不利,克林顿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将受到国会的刁难和制约,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决策能力大大削弱。这就使他处于与过去布什一样的境地:布什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跟布什过不去。现在反了过来,克林顿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跟他作对。

　　此时的克林顿可谓进退两难。于是他们临时改变了主意,开始对复关及知识产权谈判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克林顿不肯作出承诺,接着进行的是吴仪与坎特的谈判,但克林顿的暧昧态度给这场部长级谈判蒙上了阴影。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激烈程度是两人在一年来所有会谈中最严重的一次。

　　无论是复关问题还是知识产权问题,坎特都表示了强硬态度。吴仪的态度同样强硬,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

　　坎特说:“NO!NO!”

　　吴仪说了六个字:“绝不!绝不!绝不!”

　　这场长达3个小时的谈判不欢而散。

　　当吴仪走出谈判厅的时候,脸上仍然怒容未消。守候在门口的记者把她团团围住,提出一些问题。吴仪显然非常激动,回答问题时说话的频率比平时更快。

　　她谈到复关,怒不可遏地挥起手说:“已经谈了8年!8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但对中国复关来说,实在太长了,太长了!”

　　记者:“中美谈判没有进展的原因是什么?”

　　吴仪毫不回避与美方的分歧,对美国人的态度进行了坚决抨击。她说:“美国方面要价太高了!这是谈判至今未能取得突破的主要因素。中国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仍然要求中国承诺许多不切实际的义务。”

　　记者:“你认为谈判的前景如何?”

　　吴仪:“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坏的打算。”

　　另一些记者围住了走出谈判间的坎特。坎特对记者说:“中国提出的理由不充分。我们没有被说服能在年底前结束谈判,但我们仍要尽一切努力。”

　　记者们发出的报道与几天前的乐观情绪大不一样。他们写道:中国年内复关已经无望,知识产权谈判也将更加艰难。

　　同一天,从日内瓦的关贸总协定总部也传来了坏消息。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就中国复关谈判问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显然与坎特在雅加达的态度是一致的。

　　从雅加达和日内瓦传出的消息,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来说都是坏透了的消息。

　　1995年1月18日。北京。第八轮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在贸易大战的阴影下举行。

　　半个月前的1994年12月31日,中美双方分别公布了贸易报复和反报复清单。半个月后的2月4日,是美国确定的对中国实施贸易报复之日。

　　这轮谈判正好夹在贸易报复的宣布与实施之间。它使人自然地联想到战争状态下那种“兵临城下”式的谈判。

　　在这个关键时刻,人们又看到了那个瘦高个儿、半秃顶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李森智。他和戴着金项链金耳坠的助手莱尔一道再次来到北京。

　　中方谈判代表走进外经贸部谈判厅准备迎战。

　　李森智板着面孔:“这次谈判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时间表,从今天开始,到28日结束。今天就谈到下午5点,到时候准时结束。”

　　李森智一上场就谈起时间,其弦外之音,也是不难听出来的。他是要表明,谈判的时间表掌握在美方手中。因此,他这句听似平淡的话里充满威胁性的暗示。

　　接着他由暗示转为公开威胁:“2月4日实施制裁的日期,是不可更改的。如果中方不作出让步,坎特就会在那一天宣布制裁。”

　　莱尔也威胁道:“时间不多了。2月4日就要到了!”